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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性和天道不可得而闻浅探 　　摘 要：“知天命”是成就儒家君子人格所必备的前提条件，按照“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理论可以得知，对“天命”的认知离不开对“性与天道”的把握。然而，孔子基于其独特的“言语观”，感受到对“性与天道”的认知是个体在“习”中自然体认的结果，从而采取了“以无言代言”的方式，因此出现了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的感叹。 　　关键词：性；天道；言；习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3-00013-05 　　从学界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大多据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认为：孔子并不曾明确有“性与天道”的探讨。对于孔子“性与天道”不知所云的遗憾，学界似乎总有一种不舍，总在想方设法来证明和探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人性论和天道观到底为何？本文也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一、孔子的“言”观 　　至于子贡为何不曾闻及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看法，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孔子的言语观来看一看孔子对言说的态度。 　　第一、反对巧言、多言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本人对言语持谨慎的态度，对于不符合道德规范，不利于仁心、仁性增长的言说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论语?阳货》）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看来，“巧言令色”之人很少具有仁爱 　　之心，在德行上违背“仁”的标准，这些言行会让听者丧其所守，扰乱道德，在君子看来，是一种令人可耻的行为，因此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论语》中还记载有：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 　　可以说在孔子看来，判断一个人的仁与不仁关键在于其内心之仁德是否彰显，而不在于是否善于言谈，正所谓“祸从口出”，对于那些强辩滔滔，喜爱狡辩之人，孔子也明确表达出厌恶之意。 　　第二、强调谨言、慎言 　　孔子反对多言、巧言，因此主张谨言、慎言，如在《论语》中记载有：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古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 　　在孔子看来，君子一言之间即可被判断为“知” 　　与“不知”，为此言说不可不谨慎，对于那些能够做到谨慎言说的弟子，孔子是十分赞赏和信任的，如《论语》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事件，“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我们知道《诗经》中的《白圭篇》，其大意就是告诫世人说话要谨慎，南容能经常诵读此篇，足见其人是一个谨言慎行，非常稳重，有君子操守，因此孔子把他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可见孔子对南容及其谨慎言说者的态度。 　　第三、注重言说对象和方式 　　在孔子看来，仅仅做到谨言慎行还是不够的，更要认真把握言说所面对的对象，看准时机，用最合乎礼仪的方式来言说，否则既可能失言、失人，又摆不正自己的位置，降低自己的道德情操。譬如《论语》中有：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事实上，从《论语》的记载中我们发现，孔子本人不仅如此要求自己，时时注意言说的场合、对象，按照礼仪规范的要求端正自己，同时，还从内在之仁心出发去如实判断自己言说的对象是否是可言之人，对于不可言说的对象则不言说，才不至于失人与失言。虽然孔子这样的举动曾经被人称为“迂腐”，但正是这种“迂腐”和认真，才最后造就了孔子的圣德。 　　第四、必须做到言行一致 　　事实上，孔子之所以对自己及其弟子们的言说有如此众多的要求和告诫，归根结底在于先秦时期，任何一个有修养之人的言行都必须做到一致――这是当时做人的基本前提。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子贡善于言说，行动却往往滞后于此，而这并不是君子应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