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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我国公众诉求和政府回应互动机制探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大，我国社会经济成分日渐多样化，人们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与要求的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有些问题甚至不断激化进而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紧张状态。近年来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厦门等地PX 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广东乌坎事件”“杭州垃圾焚烧厂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不仅表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任重道远，同时也暴露出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互动缺陷。建立一个公众利益能积极顺畅表达，政府及时有效回应的良好互动机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在呼唤。 　　【关键词】公众诉求；政府回应；互动机制 　　一、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的基本内涵 　　公众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通常是指所有显性的或潜在的关注、影响一个团体达到其所期望的结果的社会组织及个人，公众一词同时具有个体性和大众性的特点。诉求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如此含义：1、陈诉和请求；2、追求，要求。简单来说，诉求是人们表达出自己的某种意愿、观点和请求。本文所说的公众诉求，是指公民在自己的合法性权利受到侵害时或者针对周围感兴趣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借用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期待得到满足的某种意愿、观点和请求。 　　公共管理学者格罗弗?斯塔林在《公共部门管理》一书中提出，政府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我国学者通常认为政府回应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回应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性。 　　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的逻辑关系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众诉求是政府回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看，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而公众诉求是部分公民的共同愿望和期待即公共利益的综合反映，因此是政府回应的逻辑出发点；第二，根据人民主权学说，一国政府是的合法代理机构，并被赋予了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具有的权力和工具，因此，公众诉求的实现或者得到答复必定有赖于其所属政府部门的积极回应；第三，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充分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是民主政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公众的喜好、意思表达和愿望常常表现为模糊不清、变动不居，而且往往会存在公民个人之间、公民团体之间、公民个人和社团之间公众的喜好、意思表达和愿望的不相符，甚至相矛盾。这时就需要国家有权机关去进行分辨和明确公众诉求所表示出的公共利益所在。另一方面，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极有可能漠视公众诉求，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的良性互动，才是公共利益最终得到实现的必然选择。 　　二、转型期我国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互动面临的挑战与原因分析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互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表现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和实践，增强了政府活动的透明度，为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提供了前提；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为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提供了保障；人大、政协、听证制度、互联网、政府承诺制度、征求意见制度等各种对话平台和机制的发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渠道；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日趋广泛和强大，奠定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社会基础 　　然而，我国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互动过程中，仍存在公民参与途径的规范化程度仍较低、互动的载体和机制的欠缺，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仍然存在着互动的无组织性、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互动能力差异巨大、互动的深度和效度有限等问题，使得政府在正在制定过程中，公众意愿和诉求真实的意思表达被错误传达和解释，互动效能的实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公民意识与回应意识的双重缺失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公共精神和理念在我国缺乏其存在的土壤，从而导致公民意识与政府回应意识的双重缺失，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政府回应意识薄弱。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的回应意识还较弱，官本位和人治思想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中依然根深蒂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2010年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显示，“虽然城市居民中表示当地政府在制定或调整水电气价格前经常主动召开听证会的比率比去年上涨了近5个百分点，但仍然只有7.9%，而小城镇和农村居民中选择此项的比率更低，只有1.8%和1.6%。公众普遍认为，这些服务的定价机制和定价过程缺乏公开透明性。” 　　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片面强调集体意识而反对个体意识，使得公民意识缺失，“臣民”意识盛行。在官员面前，民众也没有“自我”，对个体权利认识不清，或是不敢争取。他们对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等缺乏主人思想，而是政治之外的“游民”心态，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