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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节日保护之结和研究框架 　　近年政府开展非遗保护之后，传统节日分成两种：一是列入非遗名录的节日，一是未列入非遗者。对于列入非遗名录的传统节日的保护，政府重视、社会关注、成绩突出，但争议也多。归纳其争议背后的问题，大体有三点：一是近几十年我国高速进入现代化转型期，这使传统节日遭遇了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分离的窘境，其节日保护对社会结构的依赖性加大，要求政府建立相应的节日文化保护和社会建设新模式；二是在国际非遗保护工作框架内，传统节日成为一种国家知识，这就对非遗节日的国家样本的阐释能力提高了要求；三是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环境中，非遗节日的中外对话能力增强，这就对描述节日生活样式与输出策略提出了新挑战。三者关系之间，彼此既是伙伴，也是对手。对这类问题，以往我们所习惯的运动，近年我们所操练的项目，都不能给予直接解决，所以它们是一种很特殊的“结”。又因为“结”在深处，所以要加强基础研究。本文拟重点讨论这类列入非遗名录的节日，为了叙述方便，姑且称之为“非遗节日”。当然，本文不可能对它们遇到的问题给出全面深入的答案，只想就近年发表的大量节日保护研究文章中不大关注的一些方面简述个人观点，这只能是一种十分基础的讨论。 　　一、 非遗节日保护的两种文化模式和社会评价方式的变化 　　迄今为止，对非遗节日保护，从一般研究倾向看，以传统农业社会的节日为主，包括农事、经济、娱乐、宗教、组织、家庭、地方知识和庆典仪式等内容，属于单一文化模式研究。它在封闭社会内形成，依赖生态环境条件。地理形态复杂，工业区位差，产业结构单一，原住民淳朴，贫困人口多，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本地社会与外界的人流、资金和物流相对阻断。在单一文化模式的研究中，对非遗节日的保护，强调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特色仪式，解释系统内的人口、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超稳定结构，在思路和方法上，主要做定性文化研究。 　　（一）单一文化模式节日研究的问题与社会评价原则 　　在我国的现代学术史上，不乏单一文化模式的节日研究成果。它们大都是在传统节日原有农业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对传统节日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民俗做社会史研究。至今常被引用的学者观点，如顾颉刚的节日历史文化研究、江绍原的节日宗教文化研究、钟敬文的节日农业组织文化研究、周作人的节日娱乐文化研究和杨?的节日家庭文化研究等，都是此类经典。它们是以概括我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分类和社会价值取向为总体导向的。 　　我国进入是现代化转型后，农村高速城镇化，社会流动加剧，社会分层加快，这对非遗节日的单一文化模式研究形成了强大冲击。原单一文化模式内部的节日凝聚力，出现紊乱和变异。一旦外界强力影响与内部的容忍度发生了冲突或偏差，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现代保护的非遗节日与原有单一文化模式的不协调，节日传承与保护项目的矛盾，非遗节日所暴露的民俗不适应性，某些非遗节日活动的负面作用，如追逐市场吸引力，趋附新媒体的强势传播等。 　　根据这种变化，现代人文社科研究也要转向，要在以往单一文化模式下的非遗节日保护研究中，纳入社会变迁的意识；要将“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综合思考；还要建立非遗节日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有“距离”的概念等。在这方面设定的理论问题可包括：单一文化模式中农业产品与手工产品及其制作者，在分享非遗节日的文化利益与经济利益上，有何应得到的权益？社会流动人口在发生业缘变化、角色变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后，在对原地非遗节日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认同上，有怎样的解释趋势？在非遗节日传承的生态条件方面，不同代际、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内部成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外来商户和农民工对当地社会交换水平和弱势人群的影响。 　　民俗学者研究，要进一步明确民俗文化的本质。非遗节日文化，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文化，而是以地方利益、民族利益和民众文化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民俗学者还要避免将非遗节日的历史文化做成博物馆资料，而应与社会学相结合，关注原地非遗节日保护与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流方面。民俗学研究的新课题可包括：节日吸引力的资源组合研究，节日凝聚力的社会结构研究，节日价值取向的过程性研究，节日观念的主体无形深嵌研究和节日历史传承的社会认同研究。 　　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制定社会公共政策而言，应考虑为非遗节日的优秀传统买单，要对当地基层政府加以引导，形成非遗节日的历史文化共识，所设定的社会评价原则可包括：是否突出原地人在非遗节日中的文化主体地位；是否充分尊重原地人的节日文化权利和意愿，增进对原地人对节日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肯定原地人的节日价值取向；是否对有益于节日历史文化传承的民俗活动，以及这种积极民俗的民间传承组织，给予政府扶持；是否调动社会公众的参与，激发其传承节日传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是否将节日社会建设的红色理想、绿色生态、古色古香装饰和俗色狂欢等各种情调相结合，体现节日的独有综合性；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