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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和中国混合经济模式比较研究 　　摘要：现实的混合经济模式以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哲学为指导思想，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本质特征和经济社会作用。瑞典与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由于分别以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形成的历史动因、经济社会作用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瑞典与中国的混合经济在运行中产生了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绩效，也必然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前景。 　　关键词：瑞典；中国；混合经济；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F276.1；F279. 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2-0059-08 　　引 言 　　“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作为经济形态是相对于“单一经济”（single economy）而言的，所谓“单一经济”，就是经济形式都由单一要素组成的经济形态，与此对应的是，“混合经济”是由不同性质的多个要素组成的经济形态。事实上，“混合经济”一词早在19世纪末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危机，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如，庇古（Arthur C.Pigou）、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认为挽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其唯一办法”就是“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20世纪40到50年代，查斯（Stuart. Chase）、汉森（Alvin. Hansen）、克拉克（J. M. Clark）等人发展了庇古、凯恩斯等人的思想。因此，从20世纪初到40、50年代，资本主义单一经济逐步发展为“混合经济”。20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接受和鼓吹“混合经济”，并把它作为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化改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纲领。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发展“混合经济”方面最有代表性，并形成了瑞典混合经济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多种经济成份混合的思想，把“混合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所特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多种经济成份“混合”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视野中的“混合经济”经过政党的执政实践，形成了现实的混合经济模式。瑞典与中国分别以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两者在实践中所推行的国家经济政策对混合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它们所建立的混合经济模式也存在本质差异。 　　一、瑞典与中国混合经济模式的差异 　　瑞典与中国在发展混合经济中坚持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为思想基础，前者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政治理论基础，而后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两国混合经济模式必然存在本质差异。 　　第一，从混合经济模式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中国混合经济的发展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单一经济结构的改革调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瑞典混合经济的发展是为克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常运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调节和完善。20世纪30年代以前，瑞典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认为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是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实行的是单一私有产权、单一的市场经济，如马克思所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又是由利润率与市场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瑞典单一经济形式失效，导致社会整体效率下降、经济不稳定和政局的动荡。作为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单独上台执政，为克服危机，在生产资料社会化主张遇到阻力后，转而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主张，以瑞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学说为政策理论，通过国家干预推行种种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公共经济，从而由单一经济发展为混合经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中较早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而主张发展混合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中国混合经济的发展是为克服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中的单一经济的弊端，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单一经济模式，排斥和否定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形成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单一所有制格局、单一分配结构以及单一计划调节手段。当然，这种单一经济模式在建国初期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总的来说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单一经济逐步被打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第二，从混合经济模式的指导思想来看。是“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对立。中国混合经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瑞典混合经济以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