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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局模式实践特点和潜在效应 　　行政审批局作为地方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新事物，与之前推广的“行政服务中心”模式既具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内部环境下行政审批局的机构设置、人事分配、运行机制以及外部环境中行政审批局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权力关系、职责分化方式，是考察政府职能方式转变过程与效果的重要基点。行政审批局模式还处于实践探索的初期阶段，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存在实行方式的差异，因而其在理论完善与实践推广中仍需不断解决诸多问题和挑战。 　　从“行政服务中心”到“行政审批局” 　　纵观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改革主要有两种方向或路径：一是减少或归并行政审批项目，或是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权力下放等方式，直接缩减政府过多的审批范围和权限；二是通过政府机构内部的划分与整合，将政府的审批权限相对集中，从而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与质量。行政服务中心和行政审批局的建立和探索应可大致划分在第二个方向中。从“行政服务中心”到“行政审批局”的变迁，政府机构设置与权限划分实现了进一步调整和变化，并为深入探究政府行政审批权力规范与有效运作途径提供了一定视角。 　　行政服务中心的提出与实践。一般而言，行政服务中心也称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指集信息与咨询、审批与收费、管理与协调、投诉与监督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服务机构。行政服务中心即“一站式”服务，发源于西方的商务活动中，并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实践和传播。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探索实践并不仅仅针对于行政审批制度的弊端，更多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执法与服务能力不足对社会市场机制建设的局限。在1995年深圳率先开始“一站式”运作，成为行政服务中心的雏形。浙江金华市、上虞县设立的“一站式”服务机构，成为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最初模式。2001年国务院正式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后，行政服务中心迅速扩展，目前已基本涵盖了全国3000多个市县。 　　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提高了部分审批过程的速度，并扩大了公民对政府的知情权，但其本质上的“前店后厂”模式，不能在根本上达到审批流程的“一站式”目标，尤其是在涉及实质性的审批权上，审批时“两头跑”的尴尬处境，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政府和公民的成本。在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趋势下，行政审批局模式应然而生。 　　行政??批局的建立。行政审批局是依法设立、以实现审批与监管职能相分离为主要目标，将多种行政审批职权、事项、人员编制实质整合，形式上表现为“一局一章”，实质承担行政审批职能和与法律主体责任的政府机构。行政服务中心因其不具实质审批权力的尴尬处境，促使地方政府进行更为深入的机构改革。2008年成都武侯区建立的行政审批局，将21个区级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全部划转到区行政审批局，但当时未能立即得到中央的确认和地方的效仿。2014年，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成立，将18个部门的审批权整合成一个印章，人事关系也划归于审批局，并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肯定；2015年3月，中央编办和国务院法制办印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天津、河北等八个省市成为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开始了初步试验和推广阶段。 　　目前行政审批局的机构设置按照是否将审批权和审批人员实质性划归至审批局内，可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实体型，即将大部分审批权和审批人员划归至局内，如天津滨海新区；二是虚体型，只是改变了名称，审批权和审批人员仍属于原职能部门，其作用基本上等同于行政服务中心；三是半实体型，即介于前两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并不到位。 　　行政审批局与行政服务中心的差异辨析 　　按照行政审批局审批权与人事划归相对集中的标准，行政审批局与行政服务中心在如下方面存在较多差异： 　　组织目标。行政审批局通过审批权和审批人员的集中，将审批权从原职能部门中剥离，从而实现事前审批和事后监管的分离，分别促进审批效率的提高和监管制度的强化，同时打破原职能部门在审批中可能的权力膨胀和寻租倾向；行政服务中心则通过行政事务的物理集中，协调部门审批权，提高行政效率，方便行政相对人，并提高服务质量。两者在促进行政审批效率提高上有一定重合，但在实现机制上存在本质不同。 　　机构性质。行政审批局是依法设立的一级行政部门，与原职能部门属平行关系，正式行使一级政府职权。而行政服务中心的法律地位不甚清晰，更多是临时机构、派出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集合体”，其机构本身协调性较差。不过，行政服务中心的性质不仅限于审批，其在公共服务收费等方面还有服务事项，因而范围较前者更广。 　　审批权限。前面已谈到，行政审批局基本上将原职能部门的审批权全部集中到该机构中，并实现与原职能部门相对彻底的分离，从而拥有实质性的审批权和协调权。而行政服务中心只是实现了部分审批权位移性地集中，审批权基本上仍属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