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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流域生态足迹计算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摘要：根据湖南省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应用生态足迹理论和方法，定量评价了湘江流域2011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2011年湘江流域人均生态足迹为2.1600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4391hm2，人均生态赤字达1.7209hm2，生态足迹的需求是生态承载力的4.9倍，区域内生态资源的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生态协调系数DS=1.1791.414，协调状态较差，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可持续状态。 　　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湘江流域 　　中图分类号：X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3 　　1引言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可持续发展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成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如何定量评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国际上现有的定量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中，以1992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E.William提出并由其学生M.Wackernagel 等人不断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最为典型[1]。它是一种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通过计算和比较维持某一物质消费水平下某一人口持续生存所必需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生态足迹）和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为人类所用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生态承载力）来确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广泛应用于全球、国家、城市和区域等层面上。 　　生态足迹理论于1999年由徐中民等引入我国，国内学者应用此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和省市尺度上，针对流域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比较典型的有：吴勇等人根据嘉陵江流域2002年的统计数据，对嘉陵江流域2001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2]；赖发英等人对鄱阳湖流域200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与分析[3]；肖莉等人以三峡库区五桥河流域为例，对2004年的小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生态足迹法分析[4]；张秋根等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赣江流域2006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计算[5]；尹少华等定量评价了2008年洞庭湖流域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6]；佘济云等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南渡江流域2009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与分析，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比较[7]。 　　上述研究成果在计算过程中由于各个流域评价指标不甚相同，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选取也不一样，各流域之间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比较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并且作为流域的生态足迹分析来说，区域性特点很强，不能代表其他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而流域作为一个集“政治、社会、经济、生态、文化”为一体的自然单元，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进行可持续经营规划、实施、评估的重要单元。湘江流域是湖南省经济发展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生产要素最密集、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分析，从而为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 　　2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湘江流域概况 　　湘江是长江的第五大支流，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白石乡海阳山近峰岭，至湘阴濠河口入洞庭湖，是洞庭湖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水量最多的河流。该流域地处东经110°30′～114°01′，北纬24°31′～29°01′之间，遍及湖南东半部。流域内地形特点为东、西、南较高，中部和北部低平；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丰沛，年内分配不均，降水多集中在春夏之间，夏热冬冷，暑热期长，形成了流域内高温多湿的气候特征；土壤以红壤、山地黄壤为主。干流河长856km，其中湖南境内670km，平均坡降1.34‰；全流域面积为94660km2，其中湖南为85383km2，占总面积的90.2%，广西仅占9.8%。湘江流域面积占湖南全省的40.3%，涉及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的全部，郴州、永州的大部分，娄底的小部分及邵阳、岳阳的极少部分。 　　为了便于统计数据，本文将湘江流域的范围界定为长沙、湘潭、株洲、衡阳、郴州、永州市，邵阳的新邵、邵东、邵阳，岳阳的湘阴、汨罗和娄底的双峰、涟源、冷水江（图1）。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大部分人口， 2011年总人口3685.15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55.87%；国民生产总值135577897万元[8]。 　　图1湘江流域（湖南省内）包括的范围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流域陆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加剧、局部地质灾害频现；水生生态环境脆弱而退化、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水生生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湘江水体水质受到重金属、有机物和微生物等的复合污染，总体水环境质量在逐年下降。同时，受全球气候变暖、三峡工程建设等综合因素影响，湘江水位近年枯水频率增多，沿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