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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阳商会和高阳织布业 　　商会史的个案研究，无论资料的整理，还是论著的出版，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对县级商会则少有涉及。诚然，大多数县级商会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与通商大埠的商会相比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并非所有的县级商会均不值一提。本文所要研究的高阳商会便是众多县级商会中的佼佼者。它的抉择和活动，不仅对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一 　　 　　高阳在民国年间是远近闻名的纺织之乡。据河北省政府统计，1928年河北省128个县中有89个县出产土布，总产量为2398万匹，而仅高阳一地的土布产量就高达549万匹，约占全省土布总产量的1/41。在北方的三个商品布生产基地――天津宝坻、河北高阳、山东潍县中，高阳织布业持续发展的时间最长，在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也最为典型，因此，吴半农先生称高阳为“华北土布业的中心区”2。高阳织布业当时曾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及资源调查委员会就出资委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高阳织布业进行过详细调查。 　　但在1906年以前，高阳还只不过是直隶的一个小而穷的三等县。农民以业农为主，同时也多利用自产棉花纺纱织布，出品往往只为满足家庭自用，有余时方出卖，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织布工具多用投梭织机。产品为窄面土布，布幅一般宽及一尺二寸，布面也相当粗糙。即使如此，高阳织布业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所产土布在1890年前后出现了运销山西太谷、张家口、宣化以及北京附近各县的记录3。 　　20世纪初，洋布开始广泛行销华北各地。土布无论从价格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无法与洋布相抗衡。因此，高阳出产的窄面土布出售日益不利，“民间渐至失业”4。 　　但是在高阳商界中有一批被当地人称做“能人”的有识之士，如后来曾任全国商联会副会长的杨木森、全国商联会评议员的张兴汉以及韩伟卿、李条庵、李香阁、张筱良、李馨齐等人，在洋布倾销、农村传统织布业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经策划，于1906年8月呈准立案成立高阳商会。高阳商会改变了当地农村织布业的命运，使高阳由一个三等小县变成了闻名中外的织布工业区。 　　 　　二 　　 　　商会成立后，首先“提倡织纺，研究改良土布”。会员们认识到土布不敌洋布的原因主要在于生产工艺的落后和生产设备的陈旧，因此，商会甫一成立，即派人往天津工艺厂调查，结果认为“惟人力木轮机大可仿行”，于是购回数台，在本地“选择良工巧匠仿造，分发织布各村，提倡改织宽面土布”，至1908年3月，“机器约有数千架，日出土布数千匹”5。 　　使用木轮机，虽然产品质量比以前有了一定提高，但“究竟木机力短，布质不及外洋精密”。于是商会再次派人赴津调查，结果认为日本产铁轮机“灵巧式样，梭杼便利”。1909年4月，商会开会集议，决定派人往天津学习铁轮机操作技术，并“购买数架，劝导织户均改用铁轮机，研究添织各样土布”6。 　　使用铁轮机，织工一天可织布80到100尺，劳动生产率比以前有了极大提高。布幅可加宽到2.2尺以上，布的质地也细密光滑，可与洋布媲美。更为重要的是铁轮机已不再是手工工具，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工具机与手工工具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机构。铁轮机虽然仍以人工为动力，但它利用机械原理，将开口、投梭、打纬、送经等动作连成一个整体，在卷布、移综时亦不必停机，已经具备了机器的特征。 　　1909年，商会多次召集商人开会，劝导商人购进铁轮机，建立织布工厂。随即商会会员杨木森便自筹洋银1万元，在高阳县城附近的南边坞村建立了直隶蚨丰织纺工厂。 　　建立工厂，不仅投资巨大，而且经营管理复杂，一般商人是无此等魄力和能力的，就连杨木森的蚨丰工厂也因管理不善而不得不于宣统末年停闭。这样，一方面商人不愿投资办厂，另一方面织户却无力购买新的生产工具和原料，面对铁轮机，商人和织户都处于尴尬境地。面对这种状况，商会最终提议由商人购进铁轮机，直接贷给织户，机价从织布手工中扣除，并“由各商购进本国线纰，令织户按斤领线，每集按斤交布，按市价给予手工”7。这就是后来在高阳织布区流行的“撒机制”。 　　实行“撒机制”，铁轮机得到迅速推广。大约在1915年前后，高阳织布区内的旧式手工织机便全部被铁轮机所替代。此时的高阳织布业便完全脱离了手工业的范畴，而变成了乡村工业。这是商会给高阳织布业带来的一个质的飞跃。 　　从生产关系上看，“撒机制”实质上是一种包买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商人直接把原料分发给织户进行生产，在回收产品时付给织户计件工资。以往，商人的资本是以纯商业资本的形式出现，商人和织户之间是商品买卖关系。实行“撒机制”后，商人的部分资本以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的形式进入生产领域。由此可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