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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中消费者代表选拔标准的研究 　　[摘要]中国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中的消费者代表的选拔应坚持志愿性、代表性和专业性三个标准。相关的调查问卷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在三者的关系上，志愿性是基础；代表性与专业性冲突时，应坚持代表性优先。相关案例表明中国公用事业价格听证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一定缺陷。 　　[关键词]消费者协会；志愿性；代表性；专业性 　　[作者简介]刘大伟，辽宁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辽宁沈阳110136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3－0152－06 　　 　　管制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以信息为媒介的博弈活动。由于管制是管制机构与相关主体的具有交易性质的合约，正如史普博所指出的那样，管制的参与主体包括管制机构、被管制厂商和消费者集团，这三大参与管制的利益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目标相互博弈，最终的管制政策是各方影响的均衡结果。因此，管制的社会福利目标实际上并不代表公众的共同利益取向，而是利益集团之间谈判的结果。消费者利益集团存在巨大的分化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奥尔森的“规模命题”认为在巨大交易成本和广泛搭便车的前提下，大集团的成员维护集团公共利益的动机会弱于小集团的成员。因此，消费者个体积极获取信息并支付巨大成本参与公用事业价格听证的情形很少。 　　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年11月22日发布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但2008年12月1日生效并取而代之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听证参加人由“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对于消费者代表的选拔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与2009年年末至今哈尔滨、济南和福州“城市水价听证会”中各类消费者代表“被代表”的广泛质疑无疑存在一定的关系。 　　笔者认为，消费者组织在选择消费者代表时应坚持志愿性、代表性和专业性三个原则。对于这一假设，笔者于2007年年末至2008年年初，以高校学生、律师和民工为三个铁路交通主要消费群体为对象，对其参与价格听证的相关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高校样本为辽宁大学学法学院2007级本科生(在200余名学生中随意抽取50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45份，完成于2007年12月4日)，商务样本为沈阳市三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发出30份，收回有效问卷19份，完成于2008年3月4日)，民工样本为大连华通?和平海岸工地的120名春节回家省亲的民工(发出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14份，完成于2008年3月8日)。在这个样本中，选取民工的数量最大，原因在于笔者在设计问卷时对于消费者参与与文化程度之间的关联程度(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律师最低的学历水平为大学本科)无法确定，因此希望通过大样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商务样本中选取律师作为主体，原因在于律师的费用来源于个人，而企业商务人士的费用来源于企业具有更强的商务性。 　　一、消费者代表的志愿性 　　 　　和所有决策一样，公用事业的价格决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竞争和选择的过程。同时，决策权力的配置实质上是话语权的分配，而信息及其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保证公用事业价格听证能够有效运作的机制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使博弈主体能够尽量拥有平等(但并不要求相同)的信息，保证博弈主体(尤其信息运用弱势群体)的信息运用能力，实现博弈主体建立在充分信息运用基础上的有效对抗。作为重要博弈主体的消费者利益集团是通过其代表来进行的。 　　从这一框架出发，消费者代表个体的志愿性是保障其有效参与的基础条件。由于人的志愿性完全是一种主观心态，因此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通过一定的显示机制，将那些有参与志愿的消费者显示出来。这就涉及到程序设计的问题，即“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产生、“单一化”还是“多元化”产生的选择问题。由于消费者利益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和现代消费者运动的发展，消费者代表选拔最终转化为通过特定消费者组织来选拔消费者代表。因此，消费者代表的志愿性问题就转化为消费者组织选拔代表的机制是否是有效的显示机制。 　　(一)消费者是否普遍具有参与的志愿 　　由于公用事业价格与每个人的利益紧密相关，理论上每个消费者都有广泛的参与志愿，但由于搭便车、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存在，消费者的普遍参与志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笔者的调查，消费者愿意参与公用事业价格听证的志愿性相当高。 　　从表中可以看出，消费者愿意参与公用事业价格听证会的志愿性是相当高的：高校样本高达93.3％；律师样本高达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