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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院化致思”到“化理论为的方法” 　　摘要：立足于“后革命时代”与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现实困境，一些学者认定“面向学者写作”的“学院化”方式乃是维护这一群体学术尊严的唯一路径。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理论思维存在两个“教条”，即对“传统教科书批判”与“坚守”存在论变革的思维路向。这样“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结果却是离射入“人民的园地”的理论诉求存在较大差距，乃至以“学术生产”的名义逃逸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留给后继者们的“使命”。要改变这种阐释模式，就必须以“化理论为方法”与“顶层设计”的双重意识规划理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化；传统教科书批判；存在论变革；“化理论为方法”；“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005-06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现实的意义与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更迭中产生的影响是一致的。以这样一个“学术坐标”来勘定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发现，立足于“后革命时代”与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学者认定“面向学者写作”的“学院化”方式乃是维护这一群体学术尊严的唯一路径；另一方面，在“富饶的学术景观”中也会担心起自身研究成果的“专利权”问题，从现代性批判、存在论革命、教科书批判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乃至对版本拜物教的迷恋，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路径的影响。“为西方人思考”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难以自拔的困境，虽然“面向文本”与“面向现实”之类的方法论反省也曾受到重视，但是，“学院化”依旧在提升学术含量的由头下风头正劲，特别是青年一代试图在哲学内部乃至整个人文社科中找回其“学者”与“学术”的“身份认同感”的任务中，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研究趋向。于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多元研究模式替代了以往大家共认的话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实现了各种“小群体”、“小话语”，虽然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但是相互之间的文章已经很难作一个“学术评价”甚至很难“读得懂”，马克思留给继承者们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还继续成活”与“人类解放如何继续”的两个命题似乎无关紧要，而要紧的则可能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就是为了在学术竞争中拥有话语权。这样一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已经严重侵蚀了研究共同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令人担忧。 　　一、“传统教科书批判”与“存在论”转向：理论思维的两大“教条” 　　抛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论，仅以近些年成为热点的诸如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苏贾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或者柯林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法律的辨析为例，他们也都将理论的靶子射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的技艺已经被“教条化”为只要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一点，有学者就明确对作为“范式”的传统教科书展开批判。应该说，这种表达正是主流学术话语的自觉意识，而我们可以再推进一步便能够看到的是，诸如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就是如以往那样，当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定位。同时学术界还形成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指认：“用了很多年的哲学教科书，对哲学的对象、哲学基本问题和物质观问题的阐述，其基本内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而是旧哲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并不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是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客观地讲，“对教科书展开批判”这一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学者们的理论共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丛”的编译出版以及相关文献的引介，一批在那个时代的“年轻学者们”接受了这种理解，从而仿效他们的问题逻辑，一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思考，从而形成了与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激烈争鸣，并延伸成1980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讨论与改革的“实践”召唤的理论资源，更进一步展现为“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这一讨论究其实质正如李泽厚先生曾明确表达过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脱离了人的主体性（包括集体和个体）的能动性的现实物质活动，‘社会存在’、‘生产方式’便失去了它本有的活生生的现实物质活动内容，失去了它的实践本性，变成某种客观式的环境存在。”显而易见，李泽厚的这一理解实质上无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论理解是相一致的，而与此看法相关的讨论，在本体论方面则表现为对“恩格斯自然观”的否定看法，这种已成流俗的看法认定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更不是包括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尚未触及的未知世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