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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反垄断典型的案例探析反垄断法执行体制效率 　　摘 要：中国反垄断法初步建立了反垄断二元执行机制，公共执行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为出发点，由反垄断执法机构为调查执行主体；私人执行由适格的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维护反垄断行为利益受损者的经济利益。试以反垄断执行的典型案例为视角分析评价反垄断执行体制的效率。 　　关键词：反垄断法；公共执行；私人执行；效率 　　反垄断法执行体制包括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两种方式。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是指国家竞争主管机关以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行使公权力来执行反垄断法；而私人执行是指自身利益受到垄断侵害的法人或自然人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方式提起反垄断诉讼。 　　从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实践来分析，反垄断法的执行体制主要有二元执行体制和一元执行体制两种。一元执行体制认为，反垄断法的执行应该依赖公共执行，对于私人执行则不做法律规定或虽有规定但难以实践；二元执行体制则强调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虽然具有不同的立法目的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实现高效的反垄断法执行需要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相互衔接和配合。 　　一、中国反垄断二元执法体制立法现状 　　（一）中国反垄断公共执行立法 　　反垄断法的公共执行是指国家竞争主管机关通过行使公权力来执行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的公共执行由商务部的反垄断调查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和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司共同执法，以此主要负责审查经营者集中、指导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反垄断应诉工作和开展多双边竞争政策国际交流和工作；对垄断协议（价格垄断除外）、滥用市场支配行为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调查；对价格垄断协议行为进行调查执法。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来看，《反垄断法》第9、10、38-49、51-53条对公共执行进行了指引式的规定。 　　（二）中国反垄断私人执行立法 　　私人执行则是指那些自身利益受到垄断损害的主体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通过仲裁等方式来执行反垄断法。在《反垄断法》第50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下文中的案例即是在此原则性规定下反垄断民事诉讼。 　　自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三年多以来，反垄断民事诉讼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的重要审判领域。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垄断民事一审案件61件，审结53件。[1]2012年6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共有十六条，规定了管辖权，原告资格、诉讼方式、举证责任分配、行政及司法衔接机制、民事责任的形式及诉讼时效等。 　　二、反垄断二元执行的理论对比 　　我国正在建立反垄断二元执法体制。首先，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从主体资格上看，公共执行中举报人可以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书面形式；私人执行要求原告是因垄断行为受到损失以及因合同内容、行业协会的章程等违反反垄断法而发生争议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私人执行的门槛更高，属于侵权或者合同之债的当事人才可以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 　　然后，从二者启动方式上来看，前者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或者通过任何单位、个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启动，后者通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将反垄断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相分离，始于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美国反托拉斯的私人执行现在已经非常发达，每年有800多件案件，而且私人执行和公共执行案件的比例基本上维持在10：1左右[2]。在日本，《禁止垄断法》将大部分的执法权集中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即公正交易委员会中心主义。该法第26条规定，私人执行者必须以委员会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才能向法院起诉。因此，私人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非常少。[3]我国不同于美国和日本的模式，适格的原告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承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生效处理决定作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赋予原告选择的权利，当然适格的原告也可以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引发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程序[4]。 　　接着，二者规制的垄断行为不同，公共执行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四种；私人执行仅为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种，并且对于举证责任有不同的规定。针对垄断协议，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原告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对于被告在相关市场内具有支配地位、被告滥用支配地位、自身受到损害，以及自身损害与被告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可以进行抗辩并举证。[5]对于被诉垄断行为属于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