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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综述 　　[摘要]在吐蕃王朝的政治制度中，宰相制度变化最多，影响政局最深，对吐蕃王朝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吐蕃宰相制度日益成为藏学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未出现对吐蕃宰相制度的系统全面的论著，对单相制、多相制及僧相制的具体生态未能完全呈现。对宰相制的发展阶段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对宰相制度的互动关系研究还不够，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制约了藏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吐蕃王朝；宰相制度；藏学研究；宰相人物；家庭势力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1-0087-04 　　作者简介：黄辛建（1979-），四川安县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藏学方面研究；石硕（195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族史研究。四川 成都610064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青藏高原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崛起，通过迁都逻些，吞并周边的羊同、吐谷浑等部落，建立官制，厘定法律，创立了空前强大的吐蕃王朝。在吐蕃王朝200多年的发展史中，宰相制度影响政局最深，变化最多，地位异常重要，一直是藏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本文将对吐蕃宰相制度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陷。一、对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对制度本身进行研究，是目前藏学界在宰相制度研究中的核心，研究较为深入且产出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台湾学者林冠群先生的《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1]一文中，作者认为吐蕃王朝的相制与吐蕃政教情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僧相为吐蕃体制外的产物，是吐蕃赞普王室因祟佞佛教，罔顾官场伦理，破坏体制的不当举措，绝非正常情势所发展出来的合理制度的观点。2006年，林冠群先生的《唐代吐蕃史论集》[2]一书对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进行了研究，是目前研究吐蕃宰相制度最为全面的论著。作者从吐蕃宰相官称及源起、吐蕃宰相的任命及职权、吐蕃宰相制度的演变、吐蕃相制的发展与吐蕃政教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吐蕃宰相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吐蕃相制经历了独相制、多相制和僧相制三个发展阶段。在《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3]一文中，林冠群先生突破了《唐代吐蕃史论集》一书提出的吐蕃宰相制度经历了独相制、多相制和僧相制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认为吐蕃的宰相制度历经了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认为吐蕃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变化性的政治制度，影响吐蕃王朝最深。在文中，作者以《吐蕃大事纪年》和吐蕃碑刻铭文为依据，对吐蕃众相制的发展演变脉络及其后的政治历史背景有全面的阐述，对吐蕃众相的任职情况、运作情况及其对吐蕃政坛生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吐蕃众相制是师法唐朝的宰相制度，解决了吐蕃君臣之间的矛盾，延续了吐蕃王朝的政治生命。 　　除了上述的相对宏观的研究外，藏学界还产出了一些吐蕃宰相制度研究的微观成果。林冠群先生的《吐蕃“尚论掣逋突瞿”考释——误载举隅》[4]一文，从考证唐代吐蕃中央与边陲重要职官制度出发，通过对现存汉藏文献、史料、碑铭的校对以及对当代国际藏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详细分析，考释了“尚论犁道突崔”的源起、变迁、影响、结果与其代表的历史意义，展现了吐蕃相制的基本架构。林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5]一文，则对《贤者喜宴》中的吐蕃“三尚一论”政治体制一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三尚一论”从未在吐蕃实施。英国著名藏学家理查德逊（H. E. Richardson）在《吐蕃王朝的宰相》[6]一文虽然取名“Ministers of the Tibetan Kingdom”，但仅仅介绍了吐蕃王朝时期担纲大论一职的吐蕃大臣的氏族、名望及相关事迹，对宰相制度并未深入探讨。二、对吐蕃宰相人物的研究纵览吐蕃的宰相制度研究，宰相人物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产出成果较多，涉及人物众多。范桂清的《吐蕃王朝宰辅拾零》[7]一文对吐蕃王朝发展史上的娘·尚囊、噶·东赞域、僧相钵阐布、贝达那巾等10余位宰相的事迹进行了简单介绍和评价。旺多《古代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大臣名号考》[8]根据古代汉藏著名史籍及吐蕃语言特征、汉藏翻译规律等，对古代汉文史籍中吐蕃大臣名号的由来及变化进行考证，其中包括部分吐蕃宰相。陈楠的《吐蕃大相尚结赞考述——兼论吐蕃宰相制度变化的几个阶段》[9]一文对汉文史料中见于记载最多的吐蕃宰相尚结赞的出生、执政后与唐之间的交往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墀松德赞执政后期，王权已相对衰弱，大论尚结赞实际上把持着吐蕃朝政，并将吐蕃的宰相制度发展演变划分为“自松赞干布死至墀都松赞剪除噶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