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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从业人员薪酬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作为专业化传媒集团的用工制度及性质进行个案研究，反思中国报刊业中对于劳动者有特殊意义的“身份问题”及业界改革和发展的现状。 　　关键词：身份 编制 弹性制度 全球化 　　 　　研究动机 　　本文作为复旦大学曹晋教授主持的2007年上海市“曙光项目”――“中国图书出版集团化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问题意识源自中国当下媒体集团化改革的诸多论争，笔者渴望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自己在业界数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局内人的参与观察，来提炼中国报刊业内部的身份差异与制度的结构化进程，探索被遮蔽的媒体集团化改革的某些问题。 　　编制背后的收入分配与福利保障差异 　　在教育报刊总社（以下简称总社）成立之前，雇用关系基本上就是单一的事业编制且是全额财政拨款的，俗称“老人”，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集中体现。总社成立之后，事业编制因为国家财政核算的“人头费”的限定，这个关卡则越来越严，大多情况下雇员成为“派遣制”，俗称“新人”，即企业性质。 　　作为派遣制的员工，实质是与人才服务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派遣至报刊总社工作。在合同中显示：总社此时仅仅是一个工作地点。但绝大部分的派遣制员工都以为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的甲方是总社，而对于真正的甲方――人才服务公司却相当陌生。事实上，这样的雇用形式所产生的只是媒介劳工，享有的福利由国家分配转为单位主导。 　　对于新进的雇员派遣制员工，其基本工资是参照事业单位标准的，基本工资的档次基本分为1000元、1500元、2000元、2300元4档，其中的差别并不大。然而，在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调查中，有95%的雇员派遣制员工认为自己的收入少于同级别、同资历但拥有事业编制的同事。究其原因，主要是基本工资以外的奖金收入差距、政策性倾斜、合同及养老制度的差异，造成心理的落差。 　　对于事业编制的员工，不仅享有国家财政“加工资”的规定动作，而且享有地方财政“加工资”的复选动作；而雇员派遣的员工则无法享有除国家强制规定以外的“优惠”。 　　制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对现有工作的报酬中，而且还作用于房贴等福利制度、用工合同和将来退休后的待遇。 　　事业编制中，绝大部分是超过十年工龄签订无固定合同的人，在非事业编制的人看来，这仿佛握有了一张“长期饭票”，而雇用派遣的员工，在2008年1月之前基本上是每年签订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此后为三年一签，一种不踏实、不安全感笼罩在其心中，不同雇用身份背后的认知差别，使得他们缺乏归属感，感觉被边缘化。 　　另外，到目前为止，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金几乎超出企业单位一倍。尽管媒体改制与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但是我们无法预估这场改革在多大程度上眷顾了非事业编制人的在职与退休利益，而眼下在事业单位中，所有的有利政策都率先确保了拥有事业编制的员工的利益，也正因为此，编制外的人纷纷寻找往里冲的机会，想追求优越“身份”的认同。 　　岗位与职务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二次扩大 　　除了雇用关系性质不同而导致的编制身份差异外，员工的不同工作内容，即岗位身份以及职务也与收入有所关联。 　　总社规定社内分配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基本工资；二是社内岗位津贴（即月奖金，房贴、车贴等福利）；三是目标管理奖（即年终奖）。可以看出，这个规定只是对有关分配的制度在原则层面上的宏观论述。具体到个人，除了基本工资为国家规定的“级别”外，其奖金的收入则主要决定于所在分社的“一把手”制定的分配措施，分配资源的权力和制度已经集中在单位甚至部门。 　　在岗位设置与待遇上，“重采编”的倾向很明显，这种制度上的倾斜，会让从事发行与经营的人觉得不公平，绩效不挂钩，不利于发挥积极性。在绝大部分受访者看来，从事采编工作也被视为“层次高、素质高”的体现。 　　然而，最为突出的职业身份差别其实来自职务差别，即干部和群众的差别。总社对于领导的分配做过这样的规定：总社领导和总社职能部门负责人（含副处级）社内岗位津贴分配系数以总社员工社内岗位津贴平均水平为基数，各部门负责人社内岗位津贴分配系数以本部门员工社内岗位津贴平均水平为基数，标准如下：总社正职：2～2.2倍；总社副职：1.8～2倍；部门正职：1.6～1.8倍；部门副职：1.4～1.6倍。 　　其中，利润超过300万元以上的，部门正职最高不超过1.9倍，副职最高不超过1.7倍；利润超过400万元以上的，部门正职最高不超过2倍，副职最高不超过1.8倍。 　　除此之外，让普通员工惊讶的是，在社内岗位津贴的比例之外，各经济实体主要负责人还有明文规定的工资外收入。 　　为进一步梳理收入结构，体现效益挂钩原则，使责权利相符，经讨论，对总社所属经济实体主要负责人的工资外收入分配作出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