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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隐名投资法律问题的研究 　　摘 要：隐名投资作为多种投资方式当中的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的。虽然，外国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采取隐名投资的根本动因，但我国法律制度、法规政策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也从制度层面上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规避法律、法规的契机。因此，我们在审查由外商隐名投资引发的法律问题时，应当采取多角度思维的方式，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关键词：隐名投资；隐名投资人；隐名股东；司法规则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6-0057-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步推进的，它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而这期间虽然鼓励外商投资一直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提倡和推崇，并给予了一系列优惠待遇，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但出于保护国家安全、产业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我国对外资的进入也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即使在其他较为宽松放开的领域，也在投资主体、投资形式、投资比例等方面实行一定的限制。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下，一些外国投资者为了避免各种不利因素对其获利的干扰而采取了以他人名义代为出资，而由自己实质获取利益的这种非常规的隐名投资方式。即使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市场虽然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放开，但某些领域以某种形式的各种限制依然存在，这也导致隐名投资问题一直存在。 　　一、隐名投资协议的性质分析 　　隐名投资问题中，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础的法律关系。随着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被司法确认，名义股东将淡出这一基础关系，自然存在的争议不大。而一旦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不被认可，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基于隐名投资协议的法律关系该如何分析，目前学理上主要有两种学说：委托说和信托说。 　　1、委托说 　　委托说，也叫代理说或者隐名代理说。所谓代理，《美国代理法重述》第1条规定，“代理是一种信任关系；这种关系产生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方表示同意由另一方代表自己实施法律行为，并受自己控制；另一方也表示同意实施该法律行为。前者被称为被代理人，后者被称为代理人。”我国1986年的《民法通则》没有“隐名代理”的概念，它要求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活动。1999年《合同法》第402条和403条关于委托时规定，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这也被学界认为对“隐名代理”的最直接规范。隐名代理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以本人名义与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但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这也使得其与隐名投资具有某些相似性：一是名义股东和隐名投资人存在合同关系；二是名义股东代隐名投资人为民事法律行为；三是法律行为的后果实质由隐名投资人承受；四是交易相对人不知道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内部关系，而只是与名义股东发生法律关系。这是委托说论者认为对隐名投资协议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隐名代理规定的最大论据。 　　2、信托说 　　信托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属于舶来品。我国的《信托法》于2001年颁布，目前主要适用于金融领域，且缺乏一般信托关系的理论和法律提供辅助支持。虽然《信托法》的条文没有将其限制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领域，但实践中还没有出现认定隐名投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存在信托关系的案例。 　　学者们认为把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隐名投资协议应当定性为信托合同，主要是信托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信托法律关系中存在两方当事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二者之间建立委托关系是基于信任；第二，存在信托财产，且该信托财产是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拥有。这与隐名投资中，隐名投资人基于对名义股东的信任而实际出资，由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利，而最终的股东收益归属于隐名投资人相类似，因而受到理论界的追捧。“以信托为基础的隐名投资合同能够赋予显名投资人全面对隐名投资人的利益负责的义务，而不会严格地局限在信托合同已经明确表述的义务范围。以信托为基础的隐名投资合同所遗留的空白或灰色地带必须按照保护信托人或受益人的目的解读，故受托人没有太大地侵犯隐名投资人利益的法律机会和空间”。 　　但是，理论界对隐名投资协议适用信托也不是没有争议的。首先，隐名出资人信托出资是否就是股权信托？很多研究把隐名出资人信托出资等同于股权信托，认为“股权信托是指委托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给受托人，或委托人将其合法所有的资金或其他可作为出资的财产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该财产投资于公司股权。”即股权信托的信托财产不仅包括股权还包括资金或者其他财产，而后两者经过受托人的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将转换成为股权形态。基于信托法律关系，受托人是信托财产法律上的所有人，因此股权信托的受托人就是受托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