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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工作如何适应新刑诉法之的思考 　　2012年3月1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进行了修改，新增60条规定。可以说，修改后刑诉法给审查逮捕工作带来了新挑战，提出了新要求，增加了新任务，同时也带来了需要研究解决的新问题。比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对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加强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等等。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拥有着法律赋予的神圣的监督职责，当前，如何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在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摆在我们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修改后刑诉法给审查批捕工作带来的改变 　　一是逮捕条件细化，程序设置更完善。修改后刑诉法细化了逮捕条件，完善了逮捕程序，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重点将原规定“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细化为五种情形，为判断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就要求我们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围绕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待证事实规制证据标准、收集相关证据，确保逮捕措施的准确适用。 　　二是增设审查逮捕环节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权益保障更到位。修改后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早在2010年10月1日高检院和公安部就出台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效果并不好，因为缺乏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制，现实中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了规定必须提审的情况，其他都是能不提审尽量不提审，特别是异地关押的情形，涉及到经费开支，更难执行到位。此次刑诉法修改后，明确规定应当讯问的三种情形，并且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的审查批捕时间延长了1--3天，由原先的最长14天延长至17天，为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相对充裕的时间保证，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提高办案质量，减少错捕率奠定了基础。 　　三是赋予侦查监督部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理念转变更彻底。修改后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就要求我们的逮捕理念必须从“构罪即捕”向“必要逮捕”进行转变。以往的工作实践中，由于审查逮捕工作属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比较靠前的诉讼环节，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完成捕前审查工作后，基本很难掌握案件后期的发展和变化动态。而且检察机关只重视捕前审查，重视审查案件证据情况和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刑罚的情况，捕后则往往忽视了对羁押必要性的继续审查。现在，修改后刑诉法明确提出捕后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这就要求我们结合实际案件，判断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准确把握执法标准，实现“一捕到底”向“必要羁押”的羁押理念转变。要从人权保障出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羁押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损害，一旦发现错捕或者确无羁押必要的，必须立即纠正、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四是规定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职责，证据规则更健全。修改后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作为案件审查批捕的决定机关，必须严格审查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