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追赃中国的经验.docVIP

境外追赃中国的经验 　　6月26日至28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四届研讨会在大连举行，会议的主题就是“资产追回”。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境外追逃案件中，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25年，普遍都超过了一年。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调研显示，不少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潜逃前，都想方设法向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赃款赃物是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能够摧毁这一物质基础，办案人员在境内就能够有效地阻止其外逃的企图和可能，在境外也可以有效地打压其生存的空间，迫使其自愿回国自首，或最终被强制遣送回国。 　　伴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以及众多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缔结，对于中国司法机关而言，境外追赃将不会再是一件“摸不着门路”的事情。 　　难民案的法律后果 　　中国厦门远华走私、逃税、贿赂案首犯赖昌星为了在加拿大避难并阻扰加拿大移民部执行对他发出的遣返令，而在加拿大缠讼达12年之久。2011年7月21日，加拿大联邦法院作出判决，否决了赖昌星要求暂缓执行移民部遣返令的请求。 　　但是，在合作追赃问题上，赖案的处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公开报道显示，加拿大政府只是一度冻结了赖昌星在加拿大银行账户里的一百多万加元，而法院对赖案的历次判决也都集中于人的遣返问题，没有涉及洗钱和赃款的返还问题。 　　不少业内人士对赖昌星的追赃表示了不乐观情绪，并认为这是赖昌星案成为难民案的法律后果。 　　专家分析，赖昌星虽是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逃犯，但实际上，赖案在加拿大一直只是一起难民案。中方没有提出引渡的请求，也没有按《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正式提出刑事司法协助的请求。 　　这一点令本案性质发生改变，使加拿大移民法和国际难民公约成为加拿大处理本案的主要法律依据。 　　因此，中加早在1994年签署的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并没有成为处理赖昌星案的依据，国际反洗钱规范和有关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及反腐败的联合国公约也都没有发挥作用。 　　从赖昌星案12年的诉讼过程看，加拿大识别难民和遣返罪犯的程序是一个旷日持久、十分复杂的过程，此类案件的诉讼期限和结果往往难以预料。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上的重大差别，西方国家的法庭审理中国知名逃犯申请避难的难民案件，往往会演变成对中国体制的审判。 　　这种处理模式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案件的性质，将媒体和公众对逃犯的注意力误导到对中国体制的争论上来，实际上掩盖甚至忽略了原本应该是案件基本事实的赖昌星犯罪和赃款问题。 　　利用双边条约追赃 　　与难民案的法律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开平”案，这是中国司法机关利用双边条约进行成功追赃的一个范本。 　　2009年5月6日，拉斯维加斯的美国联邦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重大贪污案主犯许超凡、许国俊等五人作出正式刑事判决，罪名是洗钱罪、国际间转移赃款罪和护照及签证诈欺罪等等。 　　“开平”案于2001年案发，当时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先后侵占了逾4.82亿美元并转移出境，然后于2001年10月，许超凡等人通过获取虚假的身份文件和同已经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假结婚的方法移民到美国。 　　案发当时，国际上还未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依照2001年3月刚刚生效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向美国提起了刑事司法协助。该案经双方协作，于2009年终结，数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中方在此案中一直将追赃作为司法协助的重点。其中，《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第16条规定的“没收程序中的协助”在追赃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中第2款明确规定：“双方在各自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应在没收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的程序中互相协助。” 　　经争取，余振东于2004年4月16日被遣返回到中国，美方冻结、扣押和没收余振东在旧金山的赃款355万美元，一并返还给中方。这个成功追赃的数额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履行中美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议达成的第一笔追赃。 　　此外，被害单位中国银行在美国积极行动，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也追回了部分赃款。 　　由于许超凡和许国俊等人拒绝被遣返回国，中方只好继续与美方合作，寻求在美国将他们定罪量刑。2009年对许超凡、许国俊等犯罪嫌疑人依法判决的时候，美国法院还作出了“应当退还中国银行4.82亿多美元”涉案赃款的判决。这种通过美国刑事判决附带民事赔偿，协助中国追赃也是第一例。 　　目前，相关赃款还在追回之中。 　　境外聘请律师进行民事诉讼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国通过办案人员直接赴境外开展追赃工作的做法，比较多见但并不高效。 　　这种模式虽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赃款“直接追回”程序的应用，但因为司法主权和法制壁垒等问题，办案人员往往受到许多限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