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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感机制民间认知及国际化的策略 　　【摘要】 管虎新作《杀生》具有强烈的符号隐喻色彩。影片中“外来者”挑战既定秩序的叙述模式，潜在对应个体冲破束缚、放生欲望的快感编码。藉由相应的人物设置，影片展示了对于民间与知识分子正反两面的辩证观照。民俗电影与好莱坞风格的嫁接凸显了第六代导演的新型国际策略。 　　【关键词】 《杀生》；隐喻内涵；快感；民间；知识分子；国际化策略 　　管虎编导的电影《杀生》改编自陈铁军的小说《设计死亡》，与原作偏于曲折故事的讲述不同，影片更为致力于人物个性的展示，同时还加入了许多极具隐喻意味的内容。大概正是影片隐喻内容的密集植入，连同其非线性、多角度、快节奏的反常规影像叙述，使得影片上映以来，在受众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赞之者谓其主题深刻、意蕴丰赡、情节感人，是近年来罕见的“有思想”、“打动人”之作，贬之者大呼“看不懂”、“不习惯”，感叹“怪才”管虎愈发走火入魔。其实，赞也好，贬也罢，这种聚讼纷纭、褒贬不一的争议局面本身就说明了《杀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电影。既如此，不妨切实回到影片本身，对其快感机制、思想蕴涵及其叙事策略，做一番细致的探究，以期能够予以恰切的阐释。 　　一、“外来者”冲击既定秩序的快感机制 　　影片的叙事结构主要围绕着“外来者”牛结实（黄渤饰）与新环境（长寿镇）之间的冲突来展开。既是“外来者”，其身份特征及意识倾向难免某种疏离性，这种疏离性主要来源于“外来者”与新环境之间的固有隔阂。如果新环境已经形成稳定成熟的秩序化结构，则势必对“外来者”展开整合与同化，以期消弭“外来者”的疏离性，使“外来者”完成新环境的客体向主体的身份转变，直至确立其与新环境之间的想象性认同与依附关系。一旦“外来者”拒绝主体结构的转换，则难免遭遇新环境的惩罚。牛结实的父亲原本姓马，到了长寿镇后改姓牛，想必是为了便于融入长寿镇的集体秩序中。但牛结实并未像父亲一样主动顺应环境，适应既定模式，反而无视长寿镇一切规俗和秩序，肆无忌惮地惹事生非，只图个人快意自适，把原先的“疏离性”进一步扩大为“反叛性”，由此招来长寿镇人的集体围攻。作为闯入者，牛结实恰如一面镜子，那些隐藏在长寿镇幕后的人性本相、道德伦理制度得以渐次显影。在此过程中，长寿镇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为一个封建堡垒的形象。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时间表、考核形式、序列化等规训机制，长期身受控制的人们已经把规训内化为自我要求，变得驯顺和机械化。长寿镇尽管在时空表象上与现代社会并不相同，但是在内在本质，即对个人主体性自由的控制方面，却有着暗合之处。故此，长寿镇可谓是现代人现实处境的具象隐喻，无声地召唤着受众去感应充满各种清规戒律的现实牢笼，并且潜在地复苏了现代人备受压抑的现实感受。 　　每个人都渴望满足本己诉求，成为社会规范的疏离者或反叛者，然而无时无处不在的律法、训条、道德时刻悬挂心头，对本我欲望的伸张又起着扼抑的作用。解决“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矛盾，往往只有在梦境中才有可能。在弗洛伊德看来，梦就是欲望的凝结、压缩、置换、变形与伪装。正是通过做梦，个人被压抑欲望才能摆脱“现实原则”的干扰，获得释放与舒展。而电影，作为一种幻想装置，与真实的梦幻之间有着很大相似性，看电影就近似于做梦，正如电影精神分析学家麦茨所指出的：“电影状态以一种比较弱的形式体现了睡眠的某些节省条件。它还是清醒状态的一个变体，但离睡眠不如大多数其他清醒状态那么远。”[1]98“电影流比其他清醒状态的产物更类似于梦流。电影能指（伴以声音和运动的影像）使电影同梦有一种内在亲属关系，因为电影与梦能指的一个主要特征相关联，这个特征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就是‘具象’表达，表象性思考。”[1]104在此意义上，影片中牛结实成功地拥有马寡妇（余男饰），在受众那里，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让欲望得到替代性满足的“白日梦”。马寡妇和电影《早春二月》中的寡妇文嫂在隐喻功能上如出一辙，都是一个道德禁忌的能指符号。所不同的是，马寡妇的柔媚、光洁、丰润、性感得到了更为炫目的视觉渲染，其作为撩拨人心弦的欲望对象显得更加突出。尽管马寡妇身上发散着使人难以抵抗的诱惑力，却同时是一个充满道德忌讳的陷阱，与她接触易于招来舆论的鄙薄与谴责。影片中铁匠只能偷窥来满足欲望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然而牛结实敢于只身犯禁，占有马寡妇，从道德障碍中轻松突围，这就为受众脱离现实规范束缚、获得潜在欲望满足提供了一个代偿的途径。 　　如果说牛结实与马寡妇的结合，直接砸碎了钳制受众原欲的枷锁，那么牛结实戏弄、挑战长寿镇各型神圣、严肃、刻板的人事，则使受众想象性地经历了毁弃由陈规旧俗、条条框框所构筑的“象征秩序”的整个过程。现实往往沿袭着传统的诸种理念，并增设了许多新的教条，为个体设置了各式不应逾越的边界，而个体对于自由与解放的渴望却始终不曾消失。在此前提下，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