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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的研究综述 　　摘 要：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当代西方各国行政体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对建立在韦伯的官僚制基础上的文官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通过梳理学者对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研究情况，分析当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出现的困境和瓶颈，为当今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找出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西方公务员制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 　　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是指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和海伍德?威尔逊与古德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之上的文官制度出现的诸多弊端，而抛弃传统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设计，对公务员制度的各个层面进行重新塑造的运动。而这种变革源于同时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作为在公共部门管理中体现“管理主义”至上的公共行政理论，其本质就是“通过行政改革进行自我结构，全面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塑造企业型政府，是政府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1 国外对当代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研究 　　变革源于客观环境变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开始走向全球一体化，要求各国的行政制度与国际规则进行接轨，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但西方各国的行政体制依然遵循着“威尔逊――韦伯范式”的要求，面临着政府效率低下、公共开支无限增长、公众满意度降低等问题。同时西方各国政府也普遍出现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迫使西方各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崇尚市场力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作用，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管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西方学者们围绕新公共管理与公务员制度改革之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西方各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是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1992）为所有政府改革描绘了“再造政府”的蓝图，将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推向了高潮，为此他们提出了改革政府的十项主张，其中关于政府部门授权、放权、注入竞争和激励机制、增强使命感、讲究效果、以市场为导向等主张为各国公务员制度奠定了改革的方向。正如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尽管政府不能如企业那般运作，但这并不代表着它不能更加具有企业家的精神。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1996）同样也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路线图，首先他们界定了再造的定义，认为再造就是创造出不仅拥有内在改革动力，而且拥有企业家式思维的公共部门，政府再造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即创建“自我更新的体制”。为了实现政府再造，他们提出了“五C战略”以及近百项“再造者工具箱”的“工具”，为政府再造提供了许多可供选择的革新方法，同时为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范式。B?盖伊?彼得斯（1996）从分析传统行政模式出发，首先表述了以标榜政治中立、永久性和稳定性、制度化、内部管制等特征为信条的传统公共行政治理模式与行政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客观环境，因此他认为未来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有四种：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它们拥有各自的理论基础，能够在各自不同的政府体制中得到运用，也为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E.S.萨瓦斯（1999）指出，由于现实压力、经济推动力、意识形态动力、商业动力、平民主义动力等推动力量的存在，民营化依然成为公共部门不可避免的趋势。而日益庞大的政府和效率低下的公共服务水平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有必要取消政府垄断的局面，同时变革政府雇员的待遇，使其与绩效挂钩，丰富公务员向民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机制。欧文?E?休斯（2002）也认为，传统行政范式已经被新公共管理范式取代。休斯指出，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虽然具有一些优点，但整体上弊大于利，它作为一种僵化的等级制度无法适应快速的变化，并且使公务员只专注自己的事务并患上幽闭恐惧症，因此需要对人事制度进行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因素的变革，同时也要对公务员加强绩效管理。巴塔利奥和康德立（2006）通过总结和归纳以往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设计的启示和建议，认为公务员系统的战略现代化可能比激进的改革更有效。而波利特、范迪尔、杭柏格等人（2007）认为新公共管理旨在提高西方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性能，随着绩效指标和基准的发展，西方人事改革的目的变成了使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引用私人部门人事管理的模型变得“正常化”，彻底变革执行机构，建立公私伙伴关系，引进新的管理技术和工具。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公共部门的人事改革可能会在不同的国家同样的标签，而不需要在实践中还是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因此各国则要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人事改革政策。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