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性的研究如何为出版实践服务.docVIP

比较性的研究如何为出版实践服务 　　一、重要性 　　可以这样说，除了德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的出版业与当下中国的出版业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因此这一项目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根据CNKI、万方与维普三大数据库分析，自2000年至今，中国国内共有43篇论著、译著（包括报刊上的杂论、短评）介绍德国出版界或对中德出版界的状况进行比较评议。结合对本研究选题国内研究现状的述评，笔者认为，作为比较研究的本研究选题确实存在着如下几点问题。 　　本研究选题一直被中国研究者所关注，但无纵深、系统与较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因此，对出版实践有着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显得非常必要。早在2000年，就有中国研究者敏锐地发现了中德出版界在发展、改革的过程中所存在类似的问题，并试图进行比较述评。但是，研究者的构成与思路却束缚了这一研究选题现实指导意义――其研究者为三类：一为出版社的基层发行、编辑人员，他们的稿件一般着眼于自己出版社的状况，其编译、评述的论稿多半从自己出版社的问题出发，虽具备具体策略，但稍欠全局眼光；二为赴德留学生或国内德语系师生，此类稿件多半为翻译稿件，其好处是内容新颖、时效性强，但缺陷则在于翻译者基本上均非出版、传播学专业学生，翻译者未必对出版界的问题有所了解，因此其译稿是否具备实践性的指导意义，仍待商榷；三为一般性研究人员，如出版研究所、大学出版传播系、图书馆系的师生，他们有一定理论基础，但基本上都是从理论出发进行论述，缺少对于出版行业的了解与认识，因此，实践性的指导意义，更是颇为缺乏。 　　通过上述总结不难发现，当下出版理论界对于中德出版业比较的稿件虽然不少，但却较少真正可以指导实践的论著。中德两国的出版界确实存在着许多相同的问题与瓶颈，但研究界与业界所关注问题的“脱节性”使得这些原本应该投入到业界的研究成果却变成了单纯性的材料综述――只是用单纯的理论或单一的视角来阐述问题，而不能真正地落实到“比较”当中，进而形成“以中国为立足点，以德国为着眼点”的研究范式，无疑值得研究界、业界所共同重视。 　　毋庸讳言，作为对于不同国家出版业现状的比较研究，其现实性的指导意义明显要大于其学术意义，这类对出版产业体制的比较，除了既要有全局眼光，又要有专业视野之外，还必须要“来自实践，指导实践”，使得其不但为业界真正所用，并能起到规避风险、总结经验，从而引导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价值。 　　 　　二、可行性 　　实际上，中德出版业的比较研究必须要指导出版实践的原因还在于一点，之所以德国能够成为有着悠久出版传统的世界出版强国，且作为“现代出版业发源地”，是因为其本身有着长期的出版实践。其实这为我们把握、总结相关若干经验教训，从而为我们所用已然奠定了颇为坚实的基础。 　　从技术上看，德国对于现代出版的实践性贡献，堪称巨大，首先是技术，如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术（1450年）、柯尼希发明了蒸汽印刷机（1811年）、摩尔根塔勒发明了整行排铸机（1884年）、麦森巴赫发明了照片印刷术（1882年）、快速印刷机的发明（1845年）等等；其次是体制，德国早在1480年就有了法兰克福书市、早在1564年就有了莱比锡书市，图书出版量数百年来长期居于欧洲第一；德国还成立了全世界最早的批发商联盟――“书业协会”（1825年）与全世界最早的出版培训机构“莱比锡出版业培训学校”（1852年）；再次是政策，德国政府率先制定了对于图书出版长期激励、赞助与保护等具体的法律政策，这亦走到世界的前列，如强调国际版权意识的《伯尔尼公约》在1886年的签订。这一切使得今日的德国拥有了举世闻名的强大出版业。 　　但是，这只意味着从“出版实践”这一业界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具备深度可行性的一方面，其实还有另一方面，亦非常值得重视――纵观德国的出版业，始终与“走出去”的理念分不开，这种“走出去”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德国出版业的成果对于海外出版业所形成的强大影响，已然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譬如十九世纪末德国报业的发达，其技术、体制传播至海外后，直接促进了欧美报业的繁荣，尤其使得英、美两国的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1825年德国建立了影响至今的“书业协会”制度，在其后的1847年、1896年，法国与英国也相继建立了类似的联合组织，“批发商”开始进入到了图书流通领域，使得整个欧洲的出版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二是德国出版业的一些重大革新都是在国外取得的，譬如柯尼希是在英国发明的蒸汽印刷机、摩尔根塔勒是在美国完成整行排铸机的发明与应用，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如施普林格、维南德、鲍尔与贝塔斯曼等德国跨国出版集团，不仅在全世界纷纷站稳脚跟，引领一时出版潮流，更是推广文化，使一国出版变成了世界出版。纵观德国出版业的发展，“开放”当是其重要的催化剂，“走出去”的理念遂成德国雄踞世界出版业前列的重要动因之一。 　　“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