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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要素实证及对策的研究 　　【摘要】论文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要素，提出目前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主要对策包括改革户籍制度、改善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水平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市民化 障碍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民工年轻化趋势逐渐加强，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自2001 年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到2007 年刘传江提出“第二代农民工”概念，学术界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依次展开。 　　综观现有文献，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资源等是学者们集中强调的因素。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着一种制度性排斥，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是这种排斥的根源。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方面不能顺利实现市民化。李强（2007）认为“在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职业渠道、经济渠道、政治渠道、教育渠道和婚姻渠道等各种渠道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变迁都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这导致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居于城市社会分层的最下层。他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认为城市职工与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分属于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这种劳动力市场区分的关键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制度性身份，是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包括基于户籍制度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和安排，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现象和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培训制度等入手，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向上社会流动的影响要素等方面进行了实证，以期找到切合实际的对策。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障碍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笔者在杭州地区收集了103份有效问卷，然后利用SPSS数据分析工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一）信度分析 　　表1 可靠性分析 　　通过对就业障碍、工作障碍、生活障碍、子女教育障碍等四个因素的信度分析，发现Cronbachs Alpha值比较接近于1，可以得出问卷的可靠性较高，能够用于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数据分析。 　　（二）描述性分析 　　根据目前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不利障碍分析如表2： 　　表2 生活障碍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不利影响 　　通过描述性分析可知，生活障碍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不利影响较大，均值为3.3180；其次是工作障碍的均值为3.1282，而就业障碍与子女教育障碍的影响相对较小，并极为接近。 　　（三）单因素方差分析 　　（1）年龄差异对就业障碍、工作障碍生活障碍及子女教育障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 3 年龄差异对就业障碍、工作障碍生活障碍及子女教育障碍的影响 　　从表格中得到结果，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差异对四个市民化障碍中的就业、生活及子女教育障碍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而对工作障碍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 　　（2）学历差异对就业障碍、工作障碍生活障碍及子女教育障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表4 最高学历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影响 　　从表格中得到结果，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最高学历差异对四个市民化障碍中的工作、生活及子女教育障碍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而对就业障碍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 　　二、杭州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及相关对策 　　杭州作为一个大中型的沿海发达城市，笔者根据对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卷调查和实证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改善政策： 　　（一）改善户籍问题解决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障碍 　　以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突破口，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的原则，推动人口向杭州主城区、区县城、小城镇聚集。 　　建立低门槛、有梯次转移的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降低本市农民工进入城镇落户门槛。如梯次降低进入城镇落户条件：在杭州主城区落户，需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同时符合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含中技）、年收入达到当地城镇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签订固定用工合同并实际工作满5年三项条件之一。 　　建立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政策体系。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转户意愿。转户农民工可享受城镇的就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