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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探析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史学文化引领着邻国史学的发展，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发展深受我国影响，各种史志书籍、资料达到空前的规模，史学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本文从日本江户时代史学历史发展沿革，利用对比、举例等多种手法，从编纂体例、史学思想等角度阐述了日本史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明晰中国史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关键词]史学；文化；江户 　　一、江户时代史学沿革 　　江户时代是古代日本史学最发达的时期。德川幕府为提高自身的权威，进行大规模历史编纂事业，历经二百年而不衰。重要成果有日本通史《本朝通鉴》、足利将军史《后鉴》、德川氏创业史《朝野旧闻裒藁》、德川将军史《德川实纪》、大名史《宽永诸家系图传》和《宽政重修诸家谱》等。这时儒家的大义名分、劝善惩恶史观已取代神秘主义的宗教史观，占据统治地位。《本朝通鉴》和《大日本史》，就是以儒家史观为指导的两部代表性通史。前者以《资治通鉴》为范例，采取编年体，主张“据事直书则劝惩自见”；后者以《史记》为楷模，采取纪传体，设论、赞，宣扬名分论和尊王思想。江户时代中期幕藩体制开始动摇，儒家史观脱离现实，出现发展、改造儒学，或以国学代替儒学的潮流。新井白石从武家立场出发，发展儒学的理性一面，重视合理性和实证性，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其代表作《读史余论》根据时代大势和变化意义，提出“天下大势九变”和“武家时代五变”的比较客观的历史分期论。与此同时，出现了儒学古学派，如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实》，无批判地肯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鼓吹日本皇统连绵，优于中国；荻生徂徕主张解古辞以把握其时代精神，解古法以了解其社会，但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著述。幕府末期，赖山阳著《日本外史》提出政权随时势而变、君臣名分不变、卑贱者取代尊贵者的史论，为尊王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伊达千广著《大势三转考》，按社会形态三分日本历史，即血缘关系的骨代，制度完备的职代和大小名分割的名代，因而别具一格。 　　二、深受中国史学书籍、编纂体例影响 　　《本朝通鉴》是官方编修史著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编年体通史。它自正保元年（1644年）林罗山起草《本朝编年录》以来，历时二十六年。受中国史学影响的林家，立志比照、效仿《春秋》、《资治通鉴》等史著，编修本国通史；德川幕府也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因此，《本朝通鉴》既体现了林家比照中国史学编修通史的意愿，又是体现了幕府“以古鉴今、治国安邦”的意志。从林罗山对于《资治通鉴》的批注中可看出，他以《资治通鉴》的借鉴史观为撰史宗旨，究明治乱兴衰的决心。《本朝通鉴》在史学思想上，体现了儒家强烈的“鉴古治今”史观和“惩恶扬善”的笔法，并且秉承了“据事直书、其义自见”的撰史原则。《本朝通鉴》效仿了《左传》、《通鉴纲目》的道德评判色彩，又尊崇了《史记》、《汉书》等史籍的事实主义原则，它是官学林家充分理解中国史学基础之上，运用中国史学的儒教史观与治史原则，对本国历史而进行的整合汇编。 　　修史凡例通常是一部史书风格、笔法、立场、史观的集中体现。《本朝通鉴》的凡例体现出这部史书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如实直书的态度与精神。这种直书的方法与理念，来自于中国史书，善恶必书的实录才是良史。深受中国史学思想影响的官学林家，在书史叙事时将其列入首要位置，这种以事实为核心的直书态度，保证了史书的质量与真实可信度。其次，撰史者虽然不置褒贬，但却寄托了道德批判的期望，具有儒家道德评判史观的特征。《本朝通鉴》的凡例充分参照了中国史书，尤其是宋代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但又从本国的国情与历史事实考虑，灵活变通地制定了符合本国实情的修史原则。《本朝通鉴》这部官修正史既通过效仿中国传统史籍，在笔法、史观、叙述风格上登上了更高的层次，又在具体的问题上，结合实情，使得本国史书没有完全照搬硬套中国史籍，体现了修史的本土化与民族化。 　　官修性格、史料丰富、运用严谨。《本朝通鉴》叙事精炼，古代叙事大致以皇室为中心，偏重于政治军事，关于学艺方面的记载也不在少数。体现了官修性格，和中国修史修志一脉相承。首篇之前对所有的引用书目，按照正史、神书、朝仪、家禄等进行了分门别类，体现了其他史书中未见的特色。《本朝通鉴》在叙事纪实时，引用史料不单单局限于本国的正史与编年记录，还从文学、宗教、律令、日记以及海外记载当中，搜录关于历朝历代的记录，多角度、多方位地描写了本国历史。《本朝通鉴》还大量参照对比了中国和朝鲜史料，并且对其进行了辨析，使本国历史有了更多的参考依据。例如对《后汉书》关于日本国主卑弥呼的记载，《本朝通鉴》相互对照参看了和汉史籍，考证源流，辨析真伪，说明修史的主体意识已经增强。全篇内容注明征引内容的出处，体现了官修史书撰写人物、事件时据史而书、严谨缜密的特点。 　　三、深受中国史学思想影响 　　朱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