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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的改革立法及其历史启示 　　[摘要]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产物，也对中国近代社会及其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自主办学作为民国高等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其立法进程、法制内容及历史地位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关键词]民国　高校自主办学　教育改革立法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7)05―0059―04 　　[作者简介]戴显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宁波大学讲师；侯强，吉林大学在站博士后，宁波大学副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在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历届政府为巩固和维护其统治，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调整和完善教育政策，制定和公布了大量的教育法规、法令，在教育方针、基本制度及具体制度方面初步建立起了配套的法规体系。由此，高校自主办学的教育改革也应运而生，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以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予以修正。高校自主办学作为民国高等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其立法进程、法制内容及历史地位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面对当今不可逆转的高校自主办学大趋势，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教育改革立法，对于推进我国教育法制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的演进 　　 　　教育立法是国家干预教育的重要手段，虽在中国传统社会就已发端，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立法却是在清末才萌生的。及至民国，以法治国的言论已汇为一股勃勃涌动的社会思潮，至于现实社会中因是否依法行事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甚或是以武力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则成为这股法治思潮涌动中激起的阵阵浪花和漩涡。也正由于这些浪花和漩涡，使得民国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从社会转型的宏观意义上考察，高校自主办学与社会转型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大政之一。“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正由于此，辛亥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高校自主办学教育改革立法的萌生。1912年10月22日和24日，临时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明确规定：“凡私人或私法人筹集经费，依本令之规定设立专门学校，为私立专门学校”，“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并且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其重要事务都由各自设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负责审议。这些给予公立和私立高校办学权利法令的颁布，标志着民国高校自主办学由此发端。 　　从表面上来看，政府对私人办学除大学院外似乎开放了所有的高等教育领域，但事实上，民初教育部对于允准私人举办高等教育的领域还是有一定倾向性的。1914年12月，教育部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就认为，国家应“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政府有关高校自主办学的政策主旨是，把私人主办高等教育的领域导向教育成本相对较低的文科和法科。 　　为广育人才起见，1919年教育部又将私人办学对外开放，明文规定：“凡外国人在内地所设之专门以上学校，不以传布宗教为目的，且不列宗教科目者，准其援照私立专门学校规程或私立大学规程及专门以上同等学校待遇法。”这个立法的特点是：教育改革对宗教决不“兼容”，外国人举办的教育也纳入国家教育行政体系。这不仅进一步开启了民初高校自主办学的大门，而且也为高校自主办学争取到了更多的海外物质支持。 　　民初，国民政府为使高校自主办学“有法可依”，又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对其指导、监督和管理的法规、法令。主要有：《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912年11月)、《私立大学规程》(1913年1月)、《私立专门学校及私立大学报部办法》(1913年5月)、《私立大学立案办法》(1913年1月)、《私立专门以上学校认可条例令》(1913年12月)、《修正大学令》(1917年9月)、《国立大学条例》(1924年2月)等。这些法规、法令一方面确立了私人举办的高等教育与国立及公立的高等教育有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私立高等学校的监督管理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高校自主办学的各项法规和法令的制订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前相比，专门针对私人办学有较大变化的主要法规有：《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1928年)、《私立大学、专科学校奖励与取缔办法》(1934年)、《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1934年)等。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强调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设立董事会，对于其中办学成绩优良的，由中央、省或市政府给予褒奖或拨款补助。这些法规一方面明确了私立学校经营权和管理权的界限，另一方面也在法律上确立了政府对私立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