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隐性福利地社会探源及其治理.docVIP

国企隐性福利的社会探源及其治理-社会科学论文 国企隐性福利的社会探源及其治理 张世青 王文娟 摘要：国有企业的隐性福利与我国的“社会”样态有很大关联。隐性福利是以“父爱主义”为特征的单位社会特权福利的延续；差序格局的社会暗含着国有企业化公共物品为小团体私有物品的伦理属性。解决国企隐性福利问题，除了对其予以必要的监督外，还需要把我国的人情伦理社会建设成为法律至上的现代社会，国企利润应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以及完善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而提供普惠和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服务。 关键词 ：隐性福利 单位社会 差序格局 社会福利 项目基金：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社会政策的民意基础研究”(12DSHJ02)、济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伤残返乡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及社会支持体系研究”(X1233)的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1-0059-07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5 张世青，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济南250022）；王文娟，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讲师（济南250200）。 国企隐性福利，也称为“福利腐败”，一般是在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外，国有企业以廉价或无偿的方式提供给员工或其家属的非货币化或货币化的商品和服务。隐性福利采取集体分肥的方式，将公共资产化为体制内小团体的资产。2014年6月，审计署审计报告显示，中国烟草总公司所属的38家企业在住房公积金超缴等方面，涉及金额达2.56亿元。高额的国企隐性福利不仅造成行业间、职业间利益分化的日益加重，也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及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情绪。国企隐性福利的诱因，学界一是归结为行政垄断，因此也称之为垄断福利（辛鸣，2006）；二是由于委托人信息不对称，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国企滥发各种福利（陶叡，2009）；三是虽然我国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政府并没有从生产领域和经济管理领域退出，导致隐性福利泛滥（单向荣、沈翠，2010）。学界对国企隐性福利的归因有其合理之处，但是没有思考国企生存、发展以及变革的社会环境，因为国有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样态，它的物质生产、资源分配和福利供给等领域均嵌入于我国独特的“社会”之中。因之，若要有效地治理国企隐性福利问题，就需要探究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一、隐性福利是单位社会“父爱主义”福利的延续 曾提出“软预算约束”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国家比为父母，家庭、非营利机构、企业等微观组织比拟子女，并借此考察国家与不同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细言之，“国家通过一系列指令性计划安排企业的经营活动，企业所需生产资料由国家无偿拨给，其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由此产生了企业对国家的依赖。人们把国家袒护企业和企业依赖国家这种经济现象，叫做父爱主义。”科尔内将父爱主义的程度南低到高划分为“自立一无助”、“自立一有助”、“货币津贴”、“实物给予一主动表达愿望”及“实物给予一被动接受”等五种程度（亚诺什·科尔内，1986）。父爱主义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在遭遇困难时，国家卷入的程度就越高。我们认为，经济领域不仅体现着父爱主义，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也上演着形色各异的父爱主义。具体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父爱主义，主要通过单位组织来实现，也即体现为“单位一个人”式的父爱主义。 众所周知，计划时期，国家根据把“支部建在连上”的革命传统，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均建立了一种“人身依附一庇护”性质的单位体制。单位构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低度分化和高度整合的组织形态．并由两个独特的组织结构构成了单位社会。“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更多的是在这种独特的单位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来实现。”（李汉林，2004：5）在此种体制下，国家借助单位把父爱主义关系嫁接到了职工身上，单位遂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单位的管理者也被视为（党）组织的代表，其职责不只限于生产领域，也覆盖到单位员工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领域。因此，企业管理者或单位负责人也被冠之以“衣食父母”，反过来，“衣食父母”也要求员工“以厂为家”“以单位为家”。细言之，单位承担着员工及其家属的生老病死、就业等福利保障的责任。如从职工的退休养老到医疗保障，从教育福利到住房福利，从子女的就业安置到贫困职工的日常生活救济，从物价补贴到职工食堂，等等。有学者把这种无所不包的单位福利称为“小福利国家”（揭爱花，2000）。需要指出的是，计划时期的国企并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