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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翻译批评的研究 　　外国文学要成为本国、本民族多元文学系统的有机部分，本土文学要走向他国和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获得在异域“后来的生命”，必须仰仗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学翻译批评的正确引导，而文学翻译批评要不负众望、发挥上述导向作用，自身建设――翻译批评研究亟待改进和加强。本文在对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现状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围绕研究命题的内涵、重点与难点、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批评;翻译评估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1-0091-04 　　司显柱(1962―)，男，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一、概念辨析：翻译文学、文学翻译与翻译批评 　　 　　我们知道，本国语境下的外国文学，很大程度上讲，就是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外国文学，系相对于本土文学而言;而翻译文学，则是指用民族语言(在中国主要指汉语)表现的外国文学。换言之，外国文学通过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ng)，成为翻译文学后，才能为译入语受众所认识和接受。因此，文学翻译的重要性表现有二：一方面，对外国文学本身而言，用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的话讲，源本只有通过译本，才能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获得在异域的再生，即“后来生命”;用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话来说，源本依赖于译本而存在。另一方面，按照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在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学系统中，翻译文学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一元而成为其文学财富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在一定的情形下还会占据这一系统的中心，成为推动该国文学发展的主导力量。[1] 　　随着中外文化交往的扩大，文学翻译空前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为国人所识，成为我国文学财富里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我国文学典籍和当代文学，经翻译传播到国外，既弘扬了中华文化，又为世界文学的勃兴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在令人欣喜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等闲视之：一方面，译本的质量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加强对文学译本的质量评估，帮助译者提高翻译质量，为社会提供优秀的译本，无疑是翻译批评(评估)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此，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在《为翻译辩护》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翻译批评(评估)的重要性：“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另一方面，针对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中有限的几种作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译从而消耗着我们宝贵的但却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许多优秀的作品却没有翻译进来的现象，翻译批评理应发挥自己的导向作用，引导和促进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现状述评 　　 　　在我看来，无论是翻译评估与批评，还是文学翻译评估与批评，目前的研究都存在不少问题。虽然翻译批评是联结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2]，是翻译研究的重要一维，但是通过对已有翻译批评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长期以来国内的翻译批评却处于这样的一个尴尬地位：“一方面，批评理所当然地赋予自己评点江山的使命，颐指气使地指责译本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它们却几乎对译者影响不大，无法达到有利于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更遑论有助于翻译理论自身的建设。”[3]究其根源，就在于当下的大多数翻译批评都是一种非科学意义上的批评，缺乏一种较为科学、客观和系统的翻译批评模式――因而表现在翻译批评实践中，对翻译文本的批评往往呈现一种感悟式的点评或挑错式的指正，缺少理论指导，表现为主观性和缺乏系统性。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绝大部分的译评都是漫谈式的经验分享，或是资深译员用较为权威的态度口吻评说功过;这些文章固然大有启发和鼓励的作用，而且往往读来趣味盎然，可是它们通常没有按既定的方法进行，更谈不上系统性的理论架构。”[4] 　　随着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各种与翻译研究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学科诸如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符号学、文学批评、跨文化交际学等的蓬勃发展，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有意识地运用这些学科的成果建构有深度的翻译理论，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向前发展：“新的观点和流派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如翻译等值论，多元系统论，目的论，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等，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澜的多元化翻译理论景观。”[5]同样，在翻译批评研究领域，人们开始借助于现代哲学、语言学等理论从事翻译批评，而非按个人主观尺度来随意评说，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