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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明代文学的研究综述 　　【摘 要】2015年至2017年，是明代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三年，学界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研究视角更新颖，研究材料更?S富，整体研究趋于多样化与精细化。笔者对这三年明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与总结，分别从诗文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和民歌研究等四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和说明，并提出了对明代文学未来研究之展望，以期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明代；诗文；戏曲；小说；民歌；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1-0213-03 　　一、诗文研究 　　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崛起使诗文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但数量并没有减少。作家们自成一派，出现了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文人团体。据统计，近三年（2015-2017）来，研究明代诗文的论文约27篇。在这些论文中，研究诗人的居多，有王世贞、杨慎、赵贞吉等。有的研究者指出，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通过模拟学习乐府诗，进行深刻思考，并对乐府诗进行创新，创作出独树一帜的“明乐府”，认为“王世贞的乐府诗思想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拘泥于模拟求得的逼真和形似之作，而是注重在把握乐府曲调和法度的基础上，融入自身感情，将创作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新事附古调，甚至是为了回归到乐府诗原创时的‘田??女红之响’，让曲调和法度服从于真性情的表达，并通过乐府变的创作达到新创，从而寻找到一条适合‘明乐府’创作的道路。”[1] 　　潘链钰则在《明代经学与经学关系之初探》中总结了明代经学与诗学的关系。首先，明初宋濂认为诗文一家，但是明代主流诗学派认为诗文有异，是由各自情思特征决定的。经学转型而成的心性之学与诗学体系相得益彰，深刻影响了诗学的发展轨迹。其次，在明王朝排除异端思想的政治环境下，诗人们提出“格调论”，学习古人之性情，创作出符合古典美学特征的诗歌。心学提倡致良知，他们希望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发现自我、展现自我、提升自我。第三，明朝之前，已然有唐诗和宋诗两座高峰，明朝文士开始思考宗唐还是宗宋。尊崇唐诗的，被盛唐时期繁荣的诗学气象折服，而宗宋之人更为注重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尤其是个人心性的抒发，与心性之学不谋而合。无论是宗唐或宗宋，都体现了经学与诗学的能动互动。第四，明代出现的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纳入经学考试范围，诗学与经学水乳交融。 　　明代是小品文创作的旺盛期，李超阐释了李贽的“童心说”与晚明小品文的关联性，她认为，李贽的哲学理论深刻影响了小品文的创作面貌。李贽的“童心”指的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说，进行文学活动要听从本心和己意。“对于明中叶后小品文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建构，他的相关论述，始终闪烁着生动犀利的精光，它犹如不灭的焰火，一直燃烧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他的关于文学创作的论述，千古不磨，在今天依然有相当的借鉴意义。”[2] 　　台阁文学出现于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张仲谋总结出台阁体词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述恩礼、纪祥瑞和咏节庆。台阁词人偏爱喜庆的词调名，例如《满庭芳》《清平乐》《应天长》等。他认为台阁体词的功能大多体现为歌颂盛世，“无论是写节气风光，还是纪宴游场面，往往以大部分篇幅描写百辟咸沾恩泽、处处欢声笑语的场面，而结尾处则归于对皇上或王朝的美好祝愿。”[3]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 　　二、戏曲研究 　　相较于诗文的后发之势，明代戏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近三年相关论文约计108篇。这些论文中，有以地域分布为根据研究明代戏剧文化的，如陈志勇的《明代湖北地区戏剧文化史料考释》、贾三强的《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钱晓红的《运斤成风游刃余地――明代安徽戏曲题材探析》等。有将戏曲与宗元观念结合认知的，所谓“宗元”，就是将元曲奉为圭臬。张小芳《宗元观念与明代戏曲理论之建构》认为，明代曲坛的批评思潮与诗文复古风气相通，前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论，后有李开先提出的戏曲应“以金、元为准”。明朝戏曲中的宗元观念一方面体现在元曲上升为元代的象征性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稳定的席位；另一方面，元曲的典型化和象征化，使其成为明代戏曲理论及戏剧创作的借鉴典范。以宗元为号召，总结及论证元代戏剧的创作思想，成为明代曲论家进行戏曲创作的衡量标杆，两者的关系长久而深刻。 　　元剧接受史的构建可基于明代戏曲批评史基础上，相反，明代戏剧理论的构建历程也可基于元剧接受史基础之上。刘建欣论述了戏曲选本与宗元观念的联系，她提出明人在进行戏曲选本时，将元杂剧中晦涩难懂之处进行了修正，使其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在元曲评论体系中，编选人将观念和思想直接通过序跋和评点的方式体现，有利于确认和强化元曲的地位。这些观点通过戏曲选本传播到大众中去，“宗元”思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