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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伪满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的研究述评 　　 [摘 要]近十年来，中国东北在伪满时期的税收负担一直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将对近十年来伪满洲国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述评，并对研究趋势以及研究特点进行总结。希望对这一课题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近十年来;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税收负担;研究综述 　　自古以来税收就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东北重要财政支撑的税收自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关注的对象。伪满洲国建立以来税收就成为了日本对东北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和压迫的工具，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更是不断的增加税种、税率，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近十年史学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中国东北在伪满时期的税收负担一直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接下来将对近十年来伪满时期东北税收负担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述评，并对研究趋势以及研究特点进行总结。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概观 　　首先，从伪满时期税收性质的研究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伪满时期的税收体系是完全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是一种畸形的殖民地税收制度。谢学诗就曾在《伪满洲国史新编》一书中指出，“伪满财政自始自终便呈现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服务的殖民财政的性质。即使对某些税进行减免，也只不过是收揽人心、故作姿态。”[1]王承礼也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一书中通过对日伪加强经济搜刮，支撑法西斯侵略战争以及疯狂掠夺战争资源，不断增加税收的论述中指出“不断增加税收是日伪政府盘剥搜刮民财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伪满的财力枯竭，通过增税以图挽救财政的拮据，支撑罪恶的战争。”[2]在学术论文方面，敖汀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拼凑的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伪政权，这就决定了伪满赋税的最大特征是具有浓厚的殖民性质。”[3] 　　其次，对于伪满时期税收体系、税收构成的研究。伪满洲国建立以前东北一直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的统治，为了军阀战争的需要，就曾不断地扩大税收，增加税种、税率，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充税收体系，形成了庞大的苛捐杂税，对东北农民进行肆意的掠夺。对于沦陷时期东北的税收体系，在邱丹丹的《伪满洲国赋税制度述评》中就有介绍，“伪满洲国赋税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按税负能否转嫁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另一种更为直观的划分方法为国税和地方税。”[1]也就是说，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税收由国税和地方税构成，同时提出国税分为内国税和关税，内国税又分为流通税、消费税和收得税这一观点。而李红娟又曾在文章中把盐税划分到国税中，认为“在伪满财政中地位仅次于关税的是盐税。”[2]税收在称呼上也有所区别，在《东北沦陷时期日本的税收掠夺政策》一文中指出，“伪满赋税的名称，省级以上收取的称为税、市县旗收取的称为捐、街村收取的称为费。”[3]这样庞杂的税收几乎渗透到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再加上一些地方税的重复征税，使人们的生活愈加疲惫不堪。 　　第三，从税收体系的渊源以及战时税收变化的研究来看。面对不断扩大的战事，日伪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窘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保证最大的税收收入，对税收体系进行了整理。王广军曾在文章中提到，“伪满政府是仿照日本的税收制度建立起来的所谓的现代税收制度。”[4]于一贫在《伪满时期的税收掠夺》一文中也指出，“从1932年到1945年伪满政府共进行了四次税制整理，使伪满殖民税收体制得以确立。”[5]可见伪满时期的税收是建立在日本税收制度之上并随着战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具体如何变化的，在刘信君、霍燎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一书中就有记载，书中通过对东北人民的残酷奴役和疯狂掠夺的叙述，重点说明了战时增税的状况，指出“主要以消费税为重点增收对象，到1943年伪满洲国的国税税种已达到39项，此外地方税26项，可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6]东北人民的税收负担可见一斑。 　　第四，对伪满时期赋税特征的研究。伪满时期的赋税呈现着税收体系庞大混乱，并且导致税收机构重叠的现象。邱丹丹在文章中就指出“伪满洲国内国税达到34种，其中消费税就达到十一种，地方税更是五花八门，许多税种都是国家、地方重重征收。”[7]王广军也在文章中提到日伪通过四次税制调整建立起“以国地税为基础，以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体系的复税制为主体，以经济部和各级税务监督署、税捐局三位一体为主要监督方式的殖民税收体制。”[8]看似完整的税收体制和监督体制，在执行起来却暴露了各级组织机构严密，职员众多的缺点。如此庞大的税收体系以及重叠的税收机构只不过为了最大限度的搜刮百姓，满足战争的需要。税制随战争的变化而变化也是其特点之一，王承礼在书中就叙述道，“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实施‘战时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