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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督的体系化的研究 　　摘要：近些年，以网络反腐为代表的网络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从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刘铁男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名法官，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网络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平台。与传统和体制内的反腐路径相比，网络反腐有其独特优势；但网络反腐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网络反腐的潜在威力才能更好地取得实效。依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推进，网络监督的体系化势在必行，网络监督体系化的路径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监督；体系化；网络反腐；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630.9；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3-0036-06 　　近些年，以网络反腐为代表的网络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热点。2009年5月再版发行的《中共党建辞典》将网络反腐这一词条收录其中。作为网络监督的重要实现方式，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借助于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在法律性质上，网络反腐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广大网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通过网络行使监督权利的意愿不断提升，参与网络反腐的热情不断高涨，从被“天价烟”、“天价表”拉下马的周久耕、杨达才，到因“艳照视频”落马的雷政富，被微博实名举报的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以及在网络上被曝光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四名法官在夜总会的违纪违法事件，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网络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平台。与之对应，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这一规定为网络反腐的法治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理想与现实――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 　　总体上，网络反腐大致遵循了这样一种“路线图”：网民发帖-网友顶帖-形成热点-媒体追踪-事件放大-政府介人-真相大白。与传统和体制内的反腐路径相比，网络反腐颠覆了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使腐败无处可藏，改变了权力运行上下脱节的异化困局，使腐败无力可为，加强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具有公开、透明、快捷、高效等多方面的优点。网络反腐的参与性、社会性、公开性，能有效补充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自我监督的不足。网络反腐信息来源广，将一切信息都放在阳光下，挤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扩大了反腐的视野和范围；监督成本低，网民一个键盘一个鼠标，就能行使对权力机关和官员的监督权，便利了对腐败的揭露和举报；信息整合快，网络的快速传播特性容易制造社会轰动效应，增强了社会影响力，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倒逼机制，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了举报效率。 　　但是，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首先，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和低门槛，给网络信息的甄别带来挑战，造成有限反腐资源的浪费。近年来，网络在将一些贪腐官员拉下马的同时，也存在网络谣言泛滥、网络语言暴力等负面情况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显示，其搜集到的24起影响较大的2012年网络反腐案例中，非谣言误传的为15个，占总数的62.5%，也就是说将近四成有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指出，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部分网民出于个人目的，滥用网络言论自由权，发布虚假信息，进行不实举报。这些未经查证的网络曝光经过大量转发，直接导致严重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与名誉权，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打击报复的手段。此外，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公众舆论场所，群体极化效应较为明显，其匿名性的特点容易带来网民言论的非理性。对于这类被曝光的腐化事件，人们容易在众议中发表许多激进甚至极端言论，民众的情绪和言辞越来越激烈，带有不良动机或泄愤情绪，客观上会加剧社会的仇官、仇富等情绪，埋下危害社会安定的隐患。 　　其次，网络反腐的内容选择指向性非常明显，多集中于官员生活作风、官二代举止等一些“博人眼球”的话题，大多与“情妇”、“二奶”、“包养”等敏感字眼联系在一起，增加了网络反腐的偶然性和娱乐性。这些因爆料而在网上广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