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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诈骗定性的研究 　　摘要：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不应仅局限于刑法个罪之间的界分，而应将其置防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度中。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具有查证案件事实、审核证据的责任，而民诉法没有规定当事人有如实提供陈述的义务。因此，我国缺少诉讼诈骗构成犯罪的制度基础。诉讼诈骗中，当事人的主张通过证据予以表达。法院依据诉讼证据规则而不是当事人的主张定案，法院并没有被骗。诉讼诈骗构成犯罪，将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刑法的相关规定冲突，而且还可能引发重大道德风险。 　　关键词：诉讼诈骗；诈骗罪；民事诉讼法；刑法；司法疑难 　　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4-0062-06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对诉讼诈骗如何定性的问题作出了《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行为如何适用法律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引发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的定性之争。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在诉讼诈骗中，被骗人与被害人分离：法院既是被骗人，又是财产处分人，而被告是被害人。有学者认为，通过恶意诉讼方式占有他人财物不符合诈骗罪特征，更接近于敲诈勒索罪。也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不构成诈骗罪。这种观点又有以下几种学说：有学说认为，诉讼诈骗不构成诈骗罪。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自行毁灭、伪造证据的，理应认定为犯罪。此行为的犯罪化问题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完成。当然刑法之修改不能局限于诉讼诈骗行为，行为人在非财产标的民事诉讼中有如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的，当然也应以犯罪化。C4l有学说认为，诈骗罪与三角欺诈行异质同，诈骗罪(三角诈骗)与诉讼欺诈形同异质，诉讼欺诈不构成诈骗罪，应将其归入妨碍司法罪的范畴。 　　借鉴西方法学实践及理论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捷径。特别在最近数十年，在一些学人的努力之下，西方法学理论及实践经验汇聚的“成果”不断闪现于我们眼前，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也许出于生活的相通，我国法学实践似乎又孕育着产生这些“成果”的生活事实，由此，借鉴外国法学理论及实践经验解决中国法律问题，便成为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时髦方式。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的定性研究即是其中之一。在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定性纷争中，一些学者无意识地以外国法律制度作为研讨的知识背景，忽视“诉讼诈骗”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意义；我国刑法学界对“诉讼诈骗”定性的研讨主要围绕诈骗罪、三角诈骗罪展开，没有把它放置于产生“诉讼诈骗”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坐井观天、画地为牢之嫌，笔者认为，廓清“诉讼诈骗”性质首先应着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一、“诉讼诈骗”的民事诉讼制度基础 　　 　　中外刑法理论把“诉讼诈骗”定义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获得财产的行为，但是，囿于中外民事诉讼制度差异，“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在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意义完全不同。把“提供虚假的陈述、出示虚假的证据”置于不同民事诉讼制度中考察是理解“诉讼诈骗”行为性质的核心，否则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唯此，只有结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才能对我国法律实践中的‘‘诉讼诈骗”予以准确定性。 　　 　　(一)中外民事诉讼之法院职能比较 　　受我国传统解决民事争议方式和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及其理论体系的影响，与英美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相比，我国]991年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表现出较大的职权主义色彩。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嫂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必须以查明案件全部事实情况为前提，这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职责的一个基本方面，，6)‘”’’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需要“调查、核实证据”，特别是当事人提出有矛盾的证据时，法院更有义务排除疑点，查证案件事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净明确要求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否则便属伪证，应排除在证据之外，我国诉讼证据的这一特点决定，一切出于人们的主观臆断、凭空推测，以及伪造、歪曲事实真象的证据材料，均不为诉讼证据。 　　与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反，西方国家采取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无论是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制度还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