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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主义下庭前程序若干问题的研究 　　摘要：起诉方式、公诉审查与庭前准备程序作为庭前程序系统三要素密切相关，其中任何要素的变革都将对其它要素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我国刑事公诉方式存在的严重缺陷，在未来的修法过程中，起诉状主义理应成为我们的合理选择。以系统论为指导，考察中外法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视起诉状主义对公诉审查程序及庭前准备程序的影响，构建起诉状主义下庭前程序协调运行的机制。 　　关键词：起诉状主义；公诉审查；庭前准备；协调运行 　　中图分类号：D91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5-0098-09 　　作者简介：韩红兴，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北京 100044） 　　 　　刑事公诉庭前程序是指检察官提起公诉之后，正式审判之前，由法院对案件进行的审查和准备活动①。刑事庭前程序上接公诉程序，下承审判程序，作为在两大程序夹缝中生存之程序，其价值的重要性易被忽略和淡忘。然而作为衔接两大程序之“关节”,在制约追诉权之滥用、保障审判之品质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刑事庭前程序作为保障性程序，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三重保障机制：一是起诉方式的合理选择；二是公诉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三是庭前准备程序的科学构建。此三者作为刑事庭前程序系统的核心要素，彼此衔接、相互协作、相辅相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共同发挥保障庭前程序价值实现之功能。其中任何要素的变革都将影响到与其他元素的耦合，关系到庭前程序保障功能的发挥，进而关乎着刑事程序人权保障和审判品质之实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现行公诉方式的严重缺陷，使得对其改革成为必然，起诉状主义理应成为我国公诉方式变革的合理选择。然而公诉方式变革对庭前程序带来的深刻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确保起诉状主义下公诉审查与庭前准备程序得以科学构建，并使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起诉状主义的合理选择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进行了重大修改，由全案移送主义改采“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立法修改的根本目的在于排除法官之预断，实现对抗主义庭审之价值②。实践证明，现行公诉方式并未达到预期之立法目的，反而造成庭前程序诸多保障性价值的丧失(注：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公诉方式缺陷对庭前程序损害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没能排除法官预断；二是没有能有效限制公诉权滥用；三是辩护方阅卷权得不到有效保障。主要代表性的论著有：陈岚、高畅：《论我国公诉方式的重构》，《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闵春雷：《刑事庭前程序研究》，《中外法学》2007年第2期；陈卫东、郝银钟：《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面对我国公诉方式缺陷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在未来修法中，必须对现行的公诉方式进行修改已经成为共识。在“必须改”已不是问题之后，“如何改”却存在严重分歧。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实行全案移送主义；二是实行起诉状主义(注：从世界各国来看，提起公诉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起诉状主义；二是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案卷移送主义。起诉状主义是指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除提交明确写明罪状、罚条的起诉书之外，不得附加能够使法官产生预断的任何文件或物品，同时也不得在起诉书中引用这些内容。案卷移送主义是指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除提交详细叙述侦查结果的起诉书外，还应当将全案的证据和材料一并移送给管辖法院。)。 　　主张全案移送主义观点(注：代表性的观点有：孙建勋：《公诉案件还是全案移送证据材料为宜》，《中国检察官》2009年第9期；仇晓敏：《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弊端与选择》，《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的学者认为，全案移送主义是职权主义模式下合乎逻辑的结果，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整体上乃属于职权主义，应采用为职权主义下的全案移送主义。我国目前起诉方式的缺陷给刑事诉讼带来的困境，正是由于起诉方式向当事人主义下起诉状主义方向改革的结果，1996年刑事诉讼法起诉方式改革“可以说是既错诊了病因,又开错了药方”(注：孙远：《卷宗移送制度改革之反思》，《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因此，主张恢复1979年刑事诉讼法全案移送主义的起诉方式；主张起诉状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注：代表性的观点有：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徐静村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我国目前起诉方式的弊端根本原因是由于1996年修法采用了折衷主义，为了克服“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移送方式的缺陷必须实行“彻底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注：张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