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优化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docVIP

资源优化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大思路、大战略，需要厘清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形成新增长级的内部诸要素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有序结构的机理和途径。基于产业优化、交通优化、环境优化三个层面的资源，分析并赋予本区域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直至可持续的机制和驱动力，初步构建理论模型和路径，试图通过诸要素及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破解长期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集约?集合?集聚”行动，促进错位融合，完善城市群形态，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形成共识、突出重点、主动作为、共同发力，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优化；交通优化；环境资源优化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2-0041-08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全面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思想，这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标志着协同发展正式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开创了转型发展新格局[1]。 　　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一种必然趋势[2]。在此大背景下，区域之间的合作以及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以核心大都市为区域增长极的协同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京津冀是环渤海区域的核心层，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还是欧亚大陆桥的东部桥头堡和战略要地，更是未来“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枢纽，承载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功能和“接南促北”、“带动中西”的重任。在互联网效应进一步放大全球一体化浪潮时，切实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机理研究与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资源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学说研究及实践 　　经济学中的广义资源是指各种经济要素的组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就需求而言，资源是有限、稀缺的。资源优化即尊重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获取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资源优化配置密切关系着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实现经济运行中的“一般均衡”条件尚有欠缺，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很难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需要经济范畴之外的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在顶层设计中的路径规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个别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均衡，并通过资源投入方向的不断变化保持竞争优势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资源配置理论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马克思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思路是现代资源配置理论建设的根本前提[3]。 　　所谓协同发展，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如优胜劣汰理论一样，是自然法则对人类的贡献[4]。 　　协同学是由赫希曼?哈肯（HarmannHaken）创建的一门交叉学科，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有序结构机理和规律，是自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5]。他认为协同学研究系统中子系统之间怎样合作产生宏观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是功能结构（即怎样产生“自组织”），同时研究完全不同质的大量子系统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子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个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结构，这个整体效应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而子系统可能并不具备这种性质。他还强调协同学是从统一的观点处理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水平上的结构和功能的协作[6]。 　　自组织理论是协同学的理论核心，研究自组织的产生与调控等问题。“协同作用”是协同学与协同理论的基本概念，是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是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协同，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应达到整体的效应。当子系统间相互关联而引起的“协同作用”占主导地位时，意味着系统内部已经自发地组织起来，这时的系统便处于自组织状态，其宏观及整体上便具有一定的结构及其相对应的功能[7]。 　　协同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尤其是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一些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协同学理论在经济领域的价值。21世纪初，协同学在经济领域的应用研究大幅度增加，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多个维度的协同发展，以及资源禀赋差异互补与协同发展等方面多有研究和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