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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从国内外关于贫困、贫困与农村职业教育、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以及相关实践等四个方面来研究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问题。 　　关键词:宏观贫困;微观贫困;职业教育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而能力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教育是研究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教育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国内外关于贫困、贫困与农村职业教育、与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以及相关实践等四个方面综述如下。 　　 　　一、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 　　 　　贫困实际上是分层次的:一是区域意义上的贫困,也称之为宏观贫困,即从整体角度来看待贫困,例如国家贫困、地区贫困、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等;二是个体意义的贫困,也称之为微观贫困,即从个人和家庭角度看待贫困。从这种角度来理解,所有国家都有贫困问题。本文所讲的贫困,除特别注明者外,均是指微观贫困。 　　 　　二、关于贫困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蔡元培、晏阳初等就对贫困及农村职业教育进行了研究,近代又有邹德秀、黄书民、冉文江、闫玄梅等进行了探讨,其基本思想如下:蔡元培把职业教育作为解决贫困的基本方法之一,他提出“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故以当务之急也。”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的基本缺点是“愚”“穷”“弱”“私”四种。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他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他认为生计教育可以培养生产力,可以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在今天,职业教育一样能培养生产力解决贫困地区农民问题。邹德秀先生指出:“虽然产生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可以说是基本原因,但我们治理贫困时,却只能首先从主观方面入手,这就像一幢房子,修建时从地基、从下面开始往上修,而拆的时候却是从上面往下拆。”刘精明认为,教育本身不仅可以有助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同时还可以作为一种阶层之间的准入壁垒来削减下层对上层既得利益和各种生活机会有时的侵占、威胁和挑战,因此教育水平是农民职业转换时的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该理论表明,提高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其进行职业转换,也即非农就业。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都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帮扶贫困地区农民摆脱贫困,就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只有增强了就业、创业、创新的能力,才能消除“低素质屏障”,走出“穷―低(素质)―穷”的恶性循环。 　　 　　三、国内外相关政策研究 　　 　　为了使贫困者摆脱长期被动地接受救济,给穷人以自助的机会而不是“向别人伸手”,美国致力于增强低收人者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寻找工作。美国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注重就业培训,帮助失业者尽快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20世纪70年代就展开了青年职业培训和再培训计划,还制定了职业培训、再培训法案和教育法案。此外,美国国会和政府制定了不少法律,其中的《就业训练合作法》是最早的主要法律之一。据资料表明,最近几年中,美国政府拨款70亿美元资助再就业培训,计划每年使100万左右的失业人员接受培训。南非全国有46%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多数处于贫困状态。南非政府注意到了技术的重要性,2004年,南非农业部门发起了一轮新的“农业综合扶持项目”,力图向中小农民提供多种技术性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启动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采取国家拨款和省级地方政府比例配套酬资的新方法,克服了过去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思想,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对扶贫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把他们的事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考虑、重点解决、切实安排好他们的就业与生活。中国国家(2001~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要走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并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特别强调要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2001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通知》,决定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职业教育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