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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元杂剧体制的研究述评 　　【摘 要】研究元杂剧的体制有利于我们把握元杂剧的演出原貌，因此前人对此十分关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廖奔、刘彦君的《中国戏曲发展史》都对元杂剧的体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近十五年对于元杂剧体制的专门研究并不是很丰富，既有成果，又有不足。具体来说，近十五年对于元杂剧体制的研究依然将重点放在一本四折和一人主唱方面，极少有人涉及曲牌联套的音乐体制。对元杂剧体制研究格局的不平衡会对我们把握元杂剧的原貌造成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元杂剧体制；曲牌联套；一本四折；一人主唱 　　中图分类号：J8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017-02 　　元杂剧，可谓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纵观元杂剧的研究历程，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探讨占据了主流地位，而对元杂剧艺术形式的专门研究，尤其是演出体制的研究则逊色了许多。不过，有一批戏曲大家十分关注元杂剧的体制问题，如王国维、张庚、郭汉城、廖奔、刘彦君等，他们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对元杂剧的体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另外，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已陆续发表。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有些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基本状况 　　一般意义上，元杂剧的体制主要包括曲牌联套的音乐体制、一本四折的结构体制和一人主唱的演出体制三个方面。曲牌联套是中国戏曲传统的音乐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廖奔、刘彦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从四大套的音乐体制、北曲杂剧所用宫调、调性与戏剧性、北杂剧音乐的程式化特征等四个方面对元杂剧的曲牌联套体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结构体制来看，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说：“元剧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或加楔子……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元剧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大抵用【仙吕?赏花时】或【端正好】二曲。”从这段论述中可以得知，元杂剧大致以四折一楔子为其结构样式。所谓一折，实际上是与一套曲子相适应的一个较大的剧情段落；“楔子”则是杂剧作家在运用四折这种剧本形式时所作的突破。但是元杂剧中存在一些特殊的剧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有五折，又有楔子；张时起的《赛花月秋千记》有六折；王实甫的《西厢记》有五本二十折。王国维将这些剧目视作“元剧变例”。 　　从“唱”的角度来看，“元剧每折唱者，止限一人，若末，若旦；他色则有白无唱，若唱，则限于楔子中；至四折中之唱者，则非末若旦不可。而末若旦所扮者，不必皆为剧中主要之人物；苟剧中主要之人物，于此折不唱，则亦退居他色，而以末若旦扮唱者，此一定之例也。”元杂剧是以唱为主的艺术，一般由正旦或正末一个脚色主唱。一人主唱的形式有助于集中刻画主要角色，能用大段唱词抒写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突出的例证有白朴的《梧桐雨》以及马致远的《汉宫秋》，大段的抒情曲词将主人公的心理抒发得淋漓尽致。除正旦、正末之外的其他脚色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里有所涉及。 　　上述是前人的研究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五年对元杂剧的体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相关论文也仅有14篇（其中包括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并不多。 　　二、研究特点 　　第一，对“折”与“楔子”做了深入探究。如李日星在《元杂剧“折”的本意与起始》中提出“元杂剧的‘折’不仅是戏剧音乐结构的单元，故事情节的段落，而且是戏剧情节的发展构成和转折阶段的叙事谋略和计量单位。”值得注意的是，李日星认为四折的分法并非始于明，而是元杂剧与生俱来的结构形态，这与廖奔、刘彦君的《中国戏曲发展史》有些出入。《中国戏曲发展史》指出分折是明中叶以后杂剧剧本的刊刻体例，而且明代杂剧剧本中的“折”与元人所谓的“折”含义不同。元人把一段自成起讫的表演叫做一折，也把每套曲子中所包括的内容叫做一折。虽然李日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毕竟是主观猜测，缺乏切实的证据。因此，笔者对廖奔、刘彦君的观点持赞同态度。 　　另外，王珏的《论元杂剧一本四折和一脚主唱的体制》也谈到了“折”的问题。王珏认为折在元代是不标识的，是歌唱艺人不言而喻的常识。而且折不是按场景划分，而是按音乐结构划分。 　　第二，对“一人主唱”中的“一人”进行了界定。王荣在《小议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一文中对一人主唱、一个角色主唱、一项脚色主唱、一人歌唱的体制几个概念加以区别，最终指出周贻白“一项脚色主唱”这个提法较为准确而且涵盖的面最宽。实际上，关于元杂剧的演唱体制并没有太多资料，大多数人都只是以己意度之，很难说哪种说法最接近元杂剧的原貌。 　　第三，从元人的论著中探寻元杂剧体制的原貌。涉及到的两部元人论著是《录鬼簿》和《元刊杂剧三十种》。陈燕的《浅谈涉及的元杂剧剧本体制问题》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