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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基本问题的研究 　　摘 要：报告文学的概念已无法涵盖当前新的文学形式，非虚构文学应借此契机，努力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非虚构追求的应该是真实感、现场感，而不是刻板和僵化的物理真实。非虚构写作也不应被视作更具优越性和先进性的写作方式，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不应该是一种对虚构写作的压制，而是一种对平衡的追求。同时，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也应视作试图重建文学与世界关系，以及扩张文学话语权的努力。 　　关键词：非虚构 虚构 报告文学 真实性 　　近年来，围绕非虚构文学的种种争议成为了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有人甚至认为非虚构之争召唤着一场文体改革的风暴。然而几年过去了，对于非虚构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公允的答案，比如非虚构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与文学性问题，非虚构写作的未来走向和当下意义，等等。本文拟从这几个角度探讨非虚构的基本问题。 　　一、非虚构作品的归属之辩 　　到底什么是非虚构？应该说，“非虚构”一词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但没有这个概念，不等于没有文学事实。实际上，非虚构的写作传统在中国早已有之，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来进行演义的作品。 　　非虚构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之后成为文学热词，还要归功于2010年《人民文学》提出的“非虚构写作”，它将非虚构推到了文学研究的主流以及公众媒体关注的视野之中。2014年阿来《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的鲁奖零票事件，无疑又将“非虚构”推到了风口浪尖。到目前为止，国内文学界还没有对非虚构作品作出明确的界定，有人把它称为“新兴的文体”[1]“一个独立文体”[2]，而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它“是一个文类而不是一个文体的概念”[3]，有的认为非虚构“是一种从作品题材、内容和创作技巧上来区分的文学形态，它既可以理解为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或文学样式。”[4]还有的从叙事角度，认为非虚构“模糊了小说（虚构）与纪实之间的界限，生成了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5]，等等。 　　最不可取的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观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与‘非虚构’相对应的只能是‘虚构’，它们之间不会有第三者的关系。如果一定要把‘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那么文学体裁只有两种，即‘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6]这种照搬照抄西方文学分类，将虚构和非虚构直接对立的观点，就是将不符合标准、难以归类的文学作品一棍子打死，那非虚构文学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 　　对于非虚构文学的归属问题，争论集中于它和报告文学的关系上。这两个有类属性的概念，到底是同一关系、包含关系、并列关系，抑或毫无关系，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在中国文学界报告文学通常和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并列，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文学文体之一，这种文体在1980年代因其对主旋律的表达和自身特有的批判性达到了辉煌，然而“有些报告文学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吹鼓手和工具，因此丧失了非虚构文学的无限接近事实的独特品性”[7]，最终造成了报告文学的衰退。 　　关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其一，认为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没有区别，是同一事物。 　　比如李鸣生认为“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无所谓谁代替谁，就像卖土豆和洋芋，就看谁比谁吆喝得更响。”[8]其实，认为这两者毫无区别的观点并不客观，非虚构文学较之于报告文学，明显具有一种更为开放、更有包容性的特点。实际上从近年来的非虚构作品可以看出，“非虚构”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确实是不能等同的。一方面，报告文学已经僵死在了80年代，而非虚构不顶着报告文学的帽子出现，反而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创作者的主体性。和报告文学不同，在非虚构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听到、体会到作者亲临现场的印记，讲述者不再是冰冷的路人、手拿相机的旁观者，而是触手生温的参与者和亲历者。也有论者认为：“除遵循生活逻辑、恪守真实原则这一共同基点外，报告文学更加强调现实性、当下性、时效性和批判性，而传记文学、游记文学、史志文学、口述实录文学的时效性和批判性要求相对较弱，其中的史志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因而严格说来属于非虚构文学谱系中的‘亚非虚构文学’。因此，简单地把‘非虚构文学’等同于报告文学等各具体文体形态，或者将传记文学、游记文学、史志文学和口述实录文学等二级非虚构文学叙事一锅煮进报告文学，都是不恰当的。”[9] 　　其二，认为报告文学涵盖非虚构文学。围绕着《瞻对》零票的争论，阿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报告文学理论上应该包括所有纪实的文字”。除了认为报告文学应该涵盖和囊括非虚构文学的观点外，还有的认为非虚构文学应该是报告文学的延伸，这种观点的实质，还是讲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在宽泛意义上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