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存在意义.docVIP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存在意义 　　 选定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受了导修课推荐文章《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启发，加上本身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点兴趣；另一方面，结合自己感受到的当下社会风气――在这样一个绝大部分人为“可为而为”的时代――“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精神，是否有其更深一层的意义? 　　 首先，什么是“明知不可为之为”？文天祥明知有去无回仍赴元军阵地谈判是；圣地亚哥在８４天未捕到一条鱼的情况下仍独自出海也是。由此看出，所谓的“不可为”，是指履行该种行为，不但在有生之年无法看到其带来的结果和意义，更有可能要求履行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中，以从事学术工作者为例，详细地描述了此种人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首先，个人的基本生活就难以得到保障：德国的学术工作者，一般都由“私讲师”做起，该职位虽然有不少自由时间可供支配，但却无法为年轻学者提供任何生计保障；其次，一个年轻学者是否能够晋升高层――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却不是单凭个人努力就可实现的，其中更重要一个因素则是机遇。由于选才制度和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使得众多平庸之辈往往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人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 　　 上述两点仅是学术工作者面对的外缘问题，韦伯还列举了诸多内在问题。对一个学术工作者而言，仅仅有热情（当然这是最基本的）是不够的，再多的热情也无法保证任何成果的出现，灵感在其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然而灵感是否会出现却无法保证，换言之，这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必须承担的风险。 　　 即使上述条件全部符合――有维持生计的能力、顺利晋升高职、对工作充满热情也能激发灵感甚至已经做出一定成果――学术工作者仍不得不面对一个“不断被超越”的现实，不得不认识到自己的任何成就都将在一定时间内过时，也就是要求每一个学术工作者认识到，自己身处于一个“无止境的进步”中。 　　 依据韦伯的分析，“以学术为业”在当下可以说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包括学术在内的各项事业，为什么明知不可为却仍有如此之多的人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呢？答案仍可在韦伯此文中得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由此可见，热情是推动人们为“不可为之为”的基本动力。那么热情从何而来呢？除了兴趣之外，必须让从事者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有充分的肯定，也就是说，在从事者眼里，他的工作应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判断此种工作是否有意义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多元性的问题了。 　　 从这篇演讲中我们看出，韦伯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随着世界的除魅，理智化的进程，统一的神已经不存在。如果说以前人们可以仅因为相信“真实自然之路”而献身于科学研究，这种统一的信仰在今日已不复存在。幸而，统一价值的崩溃，却可以还我们一个头脑的清明，让我们能够对关键事实有充分了解，即不在于指导你要选哪个神,而是看清楚所有神带出的所有事实，由个人自由选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它的神。因为只要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 　　 所以，所谓是否有意义的价值判断，来源于自身的信仰。当心中怀有强烈的信仰，对意义的坚信、事业的肯定、工作的热情亦都随之而来。本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在此，我想强调履行者的“使命感”这一概念，对履行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在《活出意义来》一书中，弗兰克博士的这段话可谓精辟地解释了“使命感”一词，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说完了“明知不可为而为”者的生命状态，再让我们看看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即为“可为而为”的生命状态。所谓为可为而为，简单地说就是把是否可获得结果作为是否履行某一行为的衡量标准。这里所说的结果范围很广，包括利益、名声、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等等，不胜枚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是说上述种种“结果”不重要，只是这些“结果”应该是次级现象，也就是附属结果，而不应该本末倒置。 　　 韦伯在演讲中也批评了此类人的人生态度“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它应该献身的志业，当作一项表演事业，并以其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自问：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