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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的模式及其潜在阙失 　　【内容摘要】#8197;#8198;关于地域文化对鲁迅及周作人的影响研究，其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隐喻模式”。它把对影响来源的学术考辨变成了寻找“文化喻体”的文学修辞。它在研究范式上的潜在阙失在于：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因果关联的主观建构、影响来源的话语表征。因此需要我们在实际研究中谨慎对待。 　　【关 键 词】 地域文化；鲁迅；周作人；隐喻模式。 　　【作者简介】 徐翔，文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周 　　 作人及文本理论研究。 　　 　　一、引言：影响关系的隐喻模式 　　 　　地域文化对鲁迅兄弟的影响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已有的一些研究就其材料的丰富翔实、考证的细致、解读的深入方面都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在其研究的方法论和范式上，却潜藏着一些常被忽视的阙如，这主要表现为影响模式向基于相似性的隐喻修辞的简化。亦即这种影响关系的确证其方法论理据在于两者在气质、内涵特征等方面的相似性。实际中通常的操作是：作者身上的文化特质和其所处的地域文化之特质，被萃取出若干要素；而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关系，则变成在它们之间根据相似性建立隐喻关系。 　　这种隐喻模式在目前“地域文化与周氏兄弟”维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比如，《浙东文化与周氏兄弟》一书中，顾琅川对这种影响关系的论述思路如下：鲁迅身上的刚硬、倔强和战斗精神，是受浙东文化中“山岳气”的影响；周作人的温和、舒徐的特征，则是受浙东文化中多“水”的一面的影响；周氏兄弟的刚硬倔强，是受到浙东文化中“兵剑”意象的影响；周氏兄弟的乡土化、平民化的生活习惯则受浙东民间禹、墨遗风之影响；鲁迅文风的犀利和深刻，受浙东文风中以范蠡和嵇康遗风为代表的古越文化和魏晋文风的影响。诸如此类，不一一枚举。彭晓丰、舒建华在《“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1]一书中也指出：浙东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许杰、许钦文的文风偏刚韧，可归于浙东文化中“土性”“越瓷之刚”；而浙西作家如茅盾、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的文风偏秀婉，可归于浙西文化中的“水性”“蚕丝之柔”。陈越、陈方竞、王晓初等人的诸多专著和论文也都表现了这种范式。 　　上述论述中，作家之所以受到其地域文化之影响，主要锚合点在于他们与后者中的一些抽离出来的文化要素所建立起的相似性原则。这样，论证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关系，变成建立它们之间的隐喻相契合。虽然它们不乏精彩之论，但不得不注意到，这种模式有简化、理想化之嫌。实际上，它不是对影响过程的历史考述，而只是对两种文化载体间的隐喻修辞；不是辨察影响作用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而只是根据相似性原则对它进行隐喻化的审美深描。这种研究法式固然需要丰富的材料、证据的支持，但材料的翔实无法弥补其范式所带来的隐在阙失。笔者认为，其值得商榷之处主要包括如下几点：一是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二是因果关联的主观建构；三是影响来源的话语表征。 　　 　　二、商榷一：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 　　 　　在地域文化的阐释中，为了精确地锚定它与作家之间的隐喻关系，往往要求对地域文化的内涵特色加以精确界定。但是这种界定又不得不面对各种与它相异之反例，从而陷入自我逻辑所导致的悖论困境。 　　这种范式如果单论鲁迅，则理论上的自足问题并不明显，也难以证伪。但在把周氏兄弟并论时，则常常出现自我矛盾所彰显的范式缺裂。面对鲁迅与周作人的迥异的文风和气质，论者不得不放弃“浙东文化”的独特性和统一性；但是当他由于隐喻机制的学术惯性又要强加这种独一性，则会在内部产生自我矛盾。这在顾琅川的《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以及郑择魁的《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有鲜明体现。 　　顾在他的这本书中的自我矛盾实际上是迫不得已。一方面，由于诸多前人都说浙东与浙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刚硬与柔婉的区别，如“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因此顾也不得不强调两浙文化的这种差异以及浙东的独特风格。他强调：“浙东刚决、硬气，浙西文弱、柔懦……浙东贵史学而切于人事，以深刻见长，浙西重经学而通于文，以博雅为尚。”[2]另一方面，顾为了论证周作人身上的温婉、徐缓，也不得不在浙东文化中加入了许多柔的因素，比如“水”和“雨”以及“性灵”的一面。这就导致他又否认浙东与浙西的前述差别，而认为“两浙文化其内涵原是复杂而非单一的，要严格将其若楚河汉界分开来事实上有困难，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似亦无所裨益”[3]。 　　实际上，顾这里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对两浙文化的上述区分，在把鲁迅与周作人放在一起探讨时，是“无所裨益”，但是如果排开周作人而只谈鲁迅，则是相当有所“裨益”的。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恰恰暴露了“浙东文化”的任意虚构性及其中相似原则的要求。为了与结果（鲁迅或周作人）具有相似性，“浙东文化”不得不被操纵着改变自己的内涵特征。它不仅是顾琅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