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docVIP

“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 　　摘要：《放逐伊甸》再现了诗意的20世纪80年代向功利的90年代演进的过程，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人怎样被时代所裹挟、挣扎、失落及顿悟的艰难历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被灌输“士”的责任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肩负着“五四”精神的传承，被铸就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人格体系，但在社会价值体系被颠覆下的时代，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着生存发展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与裂变，这是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一种“现代性”的必然？是一类人的性格悲剧，还是社会历史的悲剧？较之于同类题材的写作，作家的海外身份与哲学、宗教意识观照出了哪些全新的意义？新世纪前十年早已过去，以上问题仍没有答案，反而生发出了更深的意义。 　　关键词：《放逐伊甸》；知识分子；现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2-0021-06 　　中国古代“士”的阶层自觉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文关怀，是“社会良心”的守护者。在西方，特别是在福柯等的“现代性”理念中，知识分子肩负着揭示、阐释“真理”的责任，也把握着社会批判与道德警醒的理论。北美华人女作家施玮的小说《放逐伊甸》生动地描述了受人文主义洗礼的一代“知识人”是怎样被世纪末的社会裂变所裹挟和在时代大潮中挣扎、失落与涅??的。他们不仅生于“诗书鼎礼”的中国，接受过“五四”精神的教育，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启蒙时代”，悲悯与关怀成为了其人格的主体。而在“现代性”、“商业化”大潮袭来，理想主义的光辉减弱时，他们似乎“过时”了，面临着被“淘汰”且“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他们无法判断这是时代还是自我的错误，因而困惑挣扎、漂泊无依。那么这是“知识人”一种暂时的精神“短路”，还是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错误？物质文明的繁荣还有多远？他们最终能否找到自己的“救赎”之路？旅居海外多年、坚守中文写作的宗教与哲学博士施玮以自己“回望”的目光对此做出了“审视”与“展望”，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她对同类题材的处理与探索，也具有一定的比较研究意义。 　　一、“自由”与“自为”缘何不再？ 　　在小说的开始，这一群“知识人”似乎人人有自己的“坚守”：赵溟坚守自己的“良知”，戴航坚守自己的“爱情”，李亚坚守自己的“自由”。但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知识分子迅速地失去了神圣经典的解释权和知识的垄断权”〔1〕，其“灵魂的工程师”、“真理传播者”的桂冠被摘了下来，地位也渐趋边缘化，而且这种边缘化导致了这群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业的人逐渐失去了话语特权，面临着事业上的瓶颈。小说中的“作家”要么纷纷下海，要么停止创作，他们的悲哀不仅在于其缺乏科学与商业的技能，无法再以“精神导师”的资格对时代做出判断引导，而且在于其“存在”的必然与“使命”的崇高均被解构了。 　　小说中人物各异，精神类同，只是挣扎、幻灭、涅??的阶段、程度不同而已。作为诗人的李亚本来有其富足、独特的精神，从表面看他“整个人都找不到一点清爽的地方”，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虽“一无所有却仍拥有骄傲的人”〔2〕。他虽住破屋陋巷，却内心平静；一只馒头可佐一餐，社会关系“往来皆鸿儒”，在酒坊茶肆可“笑傲江湖”。李亚把严肃写作与商业写作分开，于前者不允许有任何的“水份”，以创作实绩赢得尊重；后者则是他用来养活自己的手段，内容形式无伤大雅，如果努力，稿费也颇丰。在那个年代，李亚的自得其乐、“特立独行”印证出中国社会“重精神”的一面。 　　除了在生活方式与创作上的坚守外，施玮还赋予了李亚“你还有什么能不辜负的呢”的潇洒气质和说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勇气。他珍视这份“独立不倚”，什么也没有，但谁也不靠的“自由”。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陋室独写字，“思考”是他“生命中的最奢侈品”，一种“金不换”。这种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使得“诗人李亚”高高在上，俯瞰众人，也使他获得友谊，吸引爱情，他似乎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代表。穿过京城最繁华的路段，目睹朋友出国、发财、拍电影，众生喧哗，他没有一点儿动摇。李亚的行为颇有孔子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意味。 　　从人的存在的意义去看，李亚拥有一种自然人格。他的存在似乎说明，只要具备了基本生存能力，人就可以“自在”地生存，“自为”地工作，再有了身份的“自觉”，就能与世俗、浮华保持相当的距离。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李亚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失去了意义？这群职业尚存、没有大的生存之虑的“知识人”，在象牙塔中的“观世相者”为什么坐不稳自己的书斋了呢？ 　　应该是“重商抑士”的潮流席卷而来，冲击了“士”的阶层的存在状态，让他们对自己的“坚守”产生了深深的怀疑。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似乎“全民皆商”，几天就出一个暴发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