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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解脱” 　　中国各类精神疾病已经导致社会经济负担达622亿人民币，跨国药企们的十多年苦旅即将看到曙光。 　　 　　9月13日下午，美国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传来一声枪响，56岁的詹姆斯?麦克唐纳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华尔街众多职业经理中，麦克唐纳算不上大名鼎鼎，然而，和麦克唐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赫赫有名的洛克菲勒家族。麦克唐纳担任洛克菲勒资产管理公司CEO长达八年，被誉为洛克菲勒家族能找到的“最好的管家”。 　　对于麦克唐纳的死因，据麦克唐纳的朋友和同事说，他的自杀与生意基本无关。麦克唐纳长期受精神抑郁症的折磨，而他的死正是一种解脱。 　　从某个角度看，麦克唐纳是幸运的，毕竟他为自己的病症找到了一个解决出路。但在中国，类似和他一样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却可能更多地要面对的是束手无策。在今年10月10日，世界第18个“精神健康日”时，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精神疾病发病率超过7％，其中大部分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 　　不难理解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增多的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与之相配套的医疗设施以及社会救助体系并没有随之形成。尤其是去年汶川大地震后，治疗心理疾病更是成为一个全社会性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一个潜力巨大但却十分独特的市场正在中国形成。因为长期以来，被俗称为“精神病”的心理疾病，一直不为病人本身和市场认可，传统观点中，这并不属于真正的病症，因此甚至不存在相关的医药和医疗市场。而这几年来，在“精神病”被抑郁症这类名词代替后，似乎市场也开始火热。据一些医疗保健咨询公司的分析，中国的精神科药物市场规模从1990年代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07年已经增长到2.5亿美元，在2012年则会增长到10亿美元左右。 　　所以现在奇特的局面是，一方面是市场参与者，尤其是跨国药企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培育，终于开始积极推出新产品来救治患者――目前在中国上市的精神疾病类药物，仅以抑郁症为例就有十几种，其中包括礼来、辉瑞、西安杨森、惠氏等知名跨国药企的明星产品都在其中，并且为了提升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家公司甚至在短短几年就接连上市新产品――而另一方面，却是更多的患者观念依然停留在过去，无视自己的精神疾病问题。 　　 　　拓荒行动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漫长等待后，王彦玲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佳境。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心理门诊医生，她清楚记得在1996年之前，自己的职业几乎还无人知道，每天上门就诊的人也寥寥无几直到在1996年一部名为《心理医生》的电视剧热播之后，情况才稍微开始好转，就诊人数增加到3、4个。熬到了今年，每天的人数终于出现十六、七个的情况，这几乎是属于爆满了。同样，王彦玲的一些同行――每小时就诊费用高到数百元的私人心理诊所――今年也开始有了生意火爆的迹象。 　　但直到今天，王彦玲还能接待到这样的病人：一个带有明显焦虑症状的孩子，从11岁到16岁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做了一大摞检测报告找不到病因，孩子母亲一直拒绝承认是心理问题；一个从高二开始就有明显的失眠、抑郁症状的学生，没有考上大学。“他妈妈带他吃了很多中药，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是心理问题对症下药，他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不一样了。”王彦玲说。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但是市场并没有完成普及工作。事实上，虽然各大制药企业都先后在中国上市了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然而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要忍受市场的平淡――就中国抗抑郁药市场而言，拥有世界1/5的人口，市场总量却只有世界市场总量的1/200。以至于一位欧加农高级医药代表在几年前曾不屑地说过，“因为市场实在太小，我们在中国基本上放弃了专利申请。”欧加农是全球数一数二跨国药企先灵葆雅的子公司。 　　因此全球第一个被美国FDA批准、被海外媒体誉为“世纪之药”的美国礼来公司的抗抑郁药“百优解”，在1995年也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进入中国市场。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抗抑郁药物，面临的状况是“不仅普通公众，即使是大多数非精神疾病的大夫也缺乏认知”。结果，1996年“百优解”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还不到100万元。 　　幸运的是，作为第一批拓荒者，礼来敏感地意识到要想赢得市场，就必须先做教育市场的工作，从那些“非专科医生”做起――中国的专科医生资源缺乏，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每1万中就有一名精神科医生。此外目前中国有四分之三的抗抑郁药物是非精神科医生开的，但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 　　于是，礼来1996年在中国启动了“礼来旭日工程”，组织了几百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编辑临床参考资料，针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