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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的中国试验田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有着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现在每一天都在为中国创造6个亿GDP的苏州工业园区。 　　一 　　1990年，中东海湾战争爆发。第二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批准美军实施“沙漠风暴”，曾猖狂一时的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溃败在老布什手里。 　　这一仗，对许多小国是个巨大的震撼：强邻虎视眈眈，小国随时可能有被吃掉的危险……这些小国中有一个领袖怀有特别的危机感，他就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 　　作为新加坡国父式的人物，李光耀对治国有着独特的眼光，他认为新加坡经济虽然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但毕竟是弹丸之地，抵御外力受到很大限制。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求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增强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内外并举发展经济，即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走出国门，力求与可靠而友好的大国进行经济联合，从而使新加坡走出一条与大国建立战略合作和将本国事业向外扩展的全新道路。 　　这时，东方醒狮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更大的改革开放浪潮。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也传到了李光耀的耳朵里。这位带兵出身的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新加坡领袖，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巨大鼓舞――邓小平讲：我们要赶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于是在1992年的9月，李光耀带领新加坡一些重要官员来到中国，名为访问，实则寻求合作地。他们从中国的南方一直走到北方，目的清晰而视野宽阔，只想做一件事：寻找一块风水宝地，克隆新加坡。 　　二 　　1992年的苏州，注定是个沸腾的岁月。 　　根据李光耀和江泽民等在北京先后谈定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叫作“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简称“新加坡软件”，这是一种国家管理经验与形式的移植，李光耀提出的项目资金为200亿美元。 　　200亿美元！等于多少人民币？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在1∶8，也就是1600多亿元人民币！如此巨大的一笔外资项目，在当时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中不说是最大的，也是极有震撼力了！那么，新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把资金投到中国呢？ 　　虽然当时国内的形势比起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和“卖国爱国”的争论仍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留有痕迹，更何况新加坡如此大的一笔投资，有没有什么“阴谋”？苏州人在暗暗窃喜项目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同时，又非常担心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最终的情报是，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他的国家危机意识太强烈了。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那个时期几乎天天开会，结论是：如果没有特殊的防范意识和措施，新加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科威特。 　　“一个小国不能太富了。我们的钱不能都放在国内，应当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否则新加坡就难有前途！”据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层中曾发出过如此振聋发聩的警告声。正是鉴于这样的危机意识，他们决定将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搬出去。搬到哪儿？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最理想。一是中国大，施展的空间无限。二是中国正在发展，回报率高。三是中国也有愿望――邓小平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与经济发展模式，领导层可靠。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交流起来十分方便。 　　那么为什么选择苏南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当时的情况是：东北和山东一带，韩国人和日本人早已插足了；广东和珠江三角洲，中国台湾先上了。现在剩下最好的一块就是长江三角洲，再不挤进去，有可能被欧洲什么人捷足先登。上海地价太贵。苏州一带最理想，苏州人脉好，自然风光更不用说，关键是苏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的兴商、和商、亲商传统。 　　这是东亚两个文化背景十分接近的国家间的亲密合作，是“亲戚”间的事。为此，李光耀和新加坡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最值得信赖的国际朋友和友好国家之一。 　　三 　　1993年，对苏州人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总是处在那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之中。 　　5月，李光耀先生按照预定计划，应邀访问苏州，这也是新方正式确定在苏州项目落实的关键时刻。 　　“我们当时并不太懂得李光耀先生的真实意图，说实话，开始时我们看中的是比较简单的200亿美元这个外资投入数目，而并不十分了解李光耀他们所看重的新加坡‘软件移植’这东西。”当时苏州赴新加坡谈判的成员、兼任商务谈判组负责人之一的吴克铨在接受我采访时曾坦言道。 　　那么新加坡人到底要在苏州搞什么东西呢？苏州人后来才慢慢弄明白，才真正认识到新加坡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值得刚刚起步的中国学习。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管理方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