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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的成因及其治理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内容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城市转移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是对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缺乏对劳动力流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而本文利用成本、收益、效用函数等基本微观经济学工具对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流动受风险、能力、成本三重约束的阻力模型，从空间阻力、信息阻力、能力阻力、风险阻力、价格阻力、政策阻力、心理阻力等七方面阐释当前“民工荒”的微观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三重约束；流动阻力；阻力模型 　　【作者简介】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讲师。厦门：361005 　　 　　1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述评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民工潮”。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达到1．06亿人(陈劲松，2005)。但自2004年下半年起，全国大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缺的只是那些熟练技术工人。其实并非如此，这次缺工潮不仅缺熟练技术工，也缺一般工种的工人。过去企业招工写的都是“招收熟练、熟手、高级技工”，而今则增加了不少“大量招工”、“急招、急聘工人”、“有无经验均可”等字眼。在“民工荒”最严重的珠三角地区，媒体发出“珠三角缺工200万”的惊呼(南方都市报，2004)!而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缺口比重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浙江省劳动力短缺约50万人，占劳动力总需求量的35％(新浪网，2005)。 　　在中国农业人口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二元经济”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不同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具体阐释存在差异，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即刘易斯(w．A．Lewis)模式(1954)与哈里斯一托达罗(J．R．Harris―M．P．Todaro)模式(1970)。 　　刘易斯模式的前提条件：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趋向于零，人均生产量与该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相等。刘易斯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实际工资，农业部门就能够向工业部门无限供给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这样，直到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增大而使实际工资上升至与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等时，劳动力的转移便结束了。 　　而从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式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客观存在相对经济利益的驱使。该模型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的反应。因此，该模型可以表示为：M=h(pWu-Wt)(洪银兴，2005)。其中M表示某一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数；Wu为城市收入；Wt为乡村收入；p为找到工作的概率，此概率取决于城市人口失业率；h(．)为潜在移居者的响应函数，且为增函数。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式的劳动力转移机制是：只要工业部门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工业部门失业率上升，预期工资随之下降；当预期工资下降到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停止。 　　这两种模型都无法对中国当前的“民工荒”现象做出合理的阐释，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种劳动力转移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的解释都存在缺陷。首先，刘易斯模式把劳动力流动机制简单归于两部门间的工资率差异；而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式把劳动力的流动动力仅归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都属于无迁移成本情况下的劳动力流动。其次，两模型都把劳动力市场同质化，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会不同。最后，两者没有考虑劳动力作为“人”的特性而不同于其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特点，忽视了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 　　基于对刘易斯模式与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式的内在逻辑缺陷的认识，一些国内学者分别从能力、信息、成本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周其仁(1997)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机会与他们的自身能力密切相关；赖小琼(2004)则从成本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