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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俳句翻译总结 　　内容摘要：俳句是日本独有的诗歌样式，被称作世界上最短小的诗，中国日语翻译界对日本俳句的译介自上世界20年代开始，经历了从注重“形式”到转向“内容”，从注重“内容”到强调“意境”的跨文化翻译等主要阶段。 　　关键词：俳句 形式 内容 不可译 意境 　　说到中国的俳句翻译，就不能不提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以下简称《日俳》），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彭老先生就整理并完成了《日俳》的初稿。在翻阅诸多论文著作后，笔者发现国内关于俳句的论著都借鉴或直接参考了彭老的《日俳》，特别是这些著作中引用的俳句实例，很多都直接受惠于这本《日俳》。可以说，彭恩华老先生的这本《日本俳句史》是中国俳句研究的必备书，也是入门书。特别是附录中提供的近千首日汉对照的古今佳句，更为中国俳句研究和俳句翻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一.俳句简介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诗，由十七字音组成。它源于日本连歌及俳谐。连歌是始于十五世纪的一种诗歌，同中国近体诗联句相仿，是由多个作者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诗歌。它的第一句为五、七、五句式的十七音，称为发句，胁句为七、七句式的十四音，第3、第4句以后为前两种句式轮流反复，最后一句以七、七句式结束，称为结句。连歌承袭中世审美意识，方法是引用古典的故事来创作诗句。其后，连歌渐渐被一种称作“俳谐”的幽默诗代替。俳谐是由十七音和十四音的诗行组合展开的诗。但俳谐将连歌讽刺化，加入了庸俗而且时髦的笑话。俳谐较多使用谐音俏话，喜欢使用连歌中没用过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事物作为题材。将发句作为独立的作品来发表，这就是“俳句”的起源。当然，俳句作为一种有特定格式的定型诗歌，创作必须遵循两个基本规则：第一，俳句由五、七、五三行十七个假名组成，这是以日文为标准的。第二，俳句中必定要有一个季语。所谓季语是指用以表示春、夏、秋、冬及新年的季节用语。在季语中除“夏季的骤雨”、“雪”等表现气候的用语外，还有象“樱花”、“蝉”等动物、植物名称。另外，如“压岁钱”、“阳春面”这样的风俗习惯也多有应用。这些“季语”通常表现出现代日本人民对于幼小时代或故乡的一种怀念眷恋之情。 　　二.中国俳句翻译的历史及现状 　　中国最早的俳句翻译应该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成仿吾先生以口语保持原诗格调的译法，翻译过松尾芭蕉的俳句。随后钱稻孙先生以古体诗（诗经楚辞式文言）将俳句翻译成两句五言或七言古诗，意不能尽则译成四句。40年代以前还有人将俳句译成词曲体或一句古诗的。周启明先生以口语自由体（白话诗体）按原文句数，或不限句数、字数译俳。以17字体将俳句译成17个汉字，或按5?7?5格式，或不按5?7?5格式。到了70，80年代李芒先生以唐诗宋词式语言来进行俳句的翻译，译成五言七言或其它形式。而以研究日本诗歌称名的罗兴典先生提出按原诗格调进行俳句的翻译，即按5?7?5格式。通过对中国俳句翻译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翻译方法，还是最近的翻译方法，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翻译形式上。 　　受日本俳句特殊形式和审美意识的影响，张波在《论俳句的不可译性》中提到，“文字的联想和音声两方面共同作用构成诗趣，缺一不可。然而，徘句字句简短，力图在有限的音节当中表达丰富的情感内容。因此，翻译时无法避免地要受到联想意义和声音要素的限制，所以我认为徘句是不可译的”。对于张波的这一论断，笔者是赞同的。可以说，在学习俳句创作和俳句发展历史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俳句理解的难度。另外，日本诗人荻原朔太郎也提出过“俳句是不可译的”这样的论断。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俳句翻译的难度，从另一侧面讲，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的空间。通过对中国俳句翻译历史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俳句的不可译性更多体现在中日的文化差异上，并不是所谓形式上。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决定内容”。 　　关于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几年里，我国日本文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从《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发表的文章看，争论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汉译的形式上，即是定型还是不定型，如定型，是‘五、七、五’还是别的形式。最终的结果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对这个问题，笔者特别赞同陶振孝先生的观点。所谓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字。不管是什么翻译，“理解是关键。俳句的翻译也同样，只有准确地把握其内涵，翻译才不走样。俳句的翻译是要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过分强调形式，则作茧自缚，需根据其内容的多寡，蕴含的深浅，采取灵活的译法。”也就是说，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和谐的一个整体。不能顾此失彼，任何偏颇的翻译都是不可取的。林林和李芒两位先生在翻译徘句方面的实践可以说是中国俳句翻译的典范代表，很多的俳句都是通过这两位先生介绍到中国来的。 　　日本俳句极其精炼，并以意境的创造为旨归。由于篇幅短小，只能选择一个瞬间、片断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