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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燮校勘学初析 　　【摘要】俞正燮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他坚持“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秉持理校为主的校勘方法，其校勘学成就被世人所推崇。 　　【关键词】俞正燮；校勘原则；理校法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19-02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为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据于石考证，俞正燮批校参校活动主要有?豍：校《六壬书》，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参校宋本《说文解字系传》，校《三古六朝文目》，校批《书集传》，批校《文选》，批校陈澔《礼记集说》。 　　一、“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 　　校勘的根本任务是纠正文献流传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还原历史文献的真实面目，确保学术研究能在历史文献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展开，并得到本真的认识。俞正燮从事校勘工作，其初衷亦是如此。因此，俞正燮校书采取“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 　　俞正燮所谓“误者”，是有切实依据认为错误，而非校书者的主观喜好。这种情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错别字。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经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屡次刊印和传抄所致。俞正燮校汲古阁六臣注本《文选》，就陆倕《新刻漏铭》一文的正文与注文订正出八个错别字。一类是字迹模糊、字形脱落、文字脱漏。此类错误一是因为文献保存时间过长或是保存不得体而致；二是因为书籍在刊刻、传抄时由于刊刻、传抄时的疏忽使文字遗漏。对于这种错误，如若不加改正，则会引发文献字句、内容上的误会。 　　俞正燮还强调校书时“不同者不当改”，就是对那些记载不一，疑点众多，但又没有绝对把握判断是非优劣的记载应当保留原来状态，并把异说条列书上，不宜以偏见改之。俞正燮校《文选》，就秉承着“不同者不当改” 的原则。《文选》中许多文章亦见于史籍，且互有出入。如《文选》版《东都赋》较《汉书》多出“嘉祥阜兮集皇都”一句，《文选》之钟士奇《檄蜀文》较《魏志》少“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九字。又《文选》所录之文被编者、注者改写移动之处为数不少，如齐人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中有句“凭五衍之轼”，萧统录入《文选》时为避梁武帝萧衍讳而改成“凭四衢之轼”。凡此种种，俞正燮在校《文选》时都心中了然，但是并没有对批本大加改动，而是“详其异同，以见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见”?豎，“存其异同，以俟采择可耳”?豏，文句有出入，则以批注的形式注明，而不直接改动《文选》。 　　俞正燮坚持这种校勘观点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有些问题不好定夺，妄下结论只会错缪更甚，比如《文选》收录文章和史籍收录文章哪个更接近原著。二是有些文献，编纂者自有体例，增、删、变、改是出于主观意图，如司马迁《史记》中收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就没有收录全文，其言：“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豐。校此种文献若改动太甚则容易隐没编纂者、作注者之意图，不如把异说条列出来，既能让后人最大程度地了解文献的真相，又能最大可能地保持这部文献的原始面貌以备后人考究。俞正燮校《文选》，一方面借助批注的形式条列诸家异说，以备后来读书者斟酌、采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文选》这部典籍的本来面貌，使人可以了解《文选》编者、注者的旨趣。 　　有些校书者不理解“有所改，有所不改”的道理，遇有疑窦处，或以孤证为改之，或以私见臆测改之，致使不误为误；而对于那些真正的错误却发现不了。这种校勘工作非但无益于学问，反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纠纷愈甚，遗祸深远。俞正燮在《弋者何慕仁欲方义》一文中就批判这种校书法。扬雄《法言》云：“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豑唐代张九龄诗云：“弋者何所慕。”?豒有人认为张九龄是化用扬雄句例，故而认定“慕”字是“篡”字之误，并强行改之。俞正燮认为，扬雄“弋者何篡”之“篡”是“取”之意，而“今人谓以讲数取物为‘慕’，‘慕’亦取也”?豓；且“《后汉书·逸民传序》注云：篡字，诸本或作慕。”?豔，因此，“篡”、“慕”二字自汉以来都同为一义。张九龄诗句用“慕”字，于其句义，可谓通达；于其体例，亦有《后汉书逸民传序》注文为据，“后人不当强诬之用《法言》，又强谓之误也”?豖。 　　二、理校为主的校勘方法 　　顾颉刚先生曾将清代的校勘学者分为两类：“清代治校勘者可分为二级：下一级就罗列版本，选取其善者而从之，卢文弨、顾广圻等是也。此当可以解决唐以后这问题；上一级则不但根据古刻以正误文，且能抉出向来以为无误之文字而平定之，高邮王氏父子及孙诒让等是也。此等可以解决汉以后之问题矣。”如若从顾颉刚先生所说，俞属于上一级别的校勘者。 　　俞正燮“误者当改，不同者不当改”的校勘原则，并不是保守，而是严谨的校勘态度。俞正燮从事校勘，多以理校为主，并非停留在表面的版本文字的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