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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立兵 “平谷的模式”创建者 　　2011年1月12日，北京市平谷区政府与中国人保健康北京分公司签署协议，正式启动“北京市平谷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共保联办项目”。项目承保后，中国人保健康承接平谷区新农合50%的基金总额，为该区23.4万参保农村居民提供全流程的基本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并承担50%的基本医疗赔款。 　　这是商业保险第一次在北京医改中起作用。在项目启动将近四年后的今天，“共保联办”的“平谷模式”，已被称为北京医改亮点之一，在北京六个远郊区县中推行。中国人民健康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黄立兵，是“平谷模式”的参与设计者、启动与践行亲历者。 　　“商保”参与北京医改 　　“平谷模式”的源头要追溯到2009年4月国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出台。一度被排斥在基本医保之外的商业保险，得到中央层面的正式认可。 　　黄立兵讲道：“2009年国务院《医改实施方案》中，对商业保险参与医改也有相对明确的要求。鼓励商业保险探索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的方式。那一年，我们中国人保健康湛江分公司完成湛江市城乡居民政府委托保险，覆盖湛江570万人群，通过大病补充保险涉及、经办，解决了以往因两种医保制度缴费标准悬殊、统筹层次不同所造成的参保积极性不高、基金调剂能力弱等问题。这一做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人保健康内部也借此东风，推动社保委托经办业务的开展。” 　　黄立兵所在的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于2003年正式筹建，从创建起就背负使命。“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希望创办健康保险公司，建立商业保险经办社会医疗保险的方式，这也是国际上多个国家的做法。所以我们第一项业务经营范围就是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相配合的，从一开始我们公司成立时的初衷就是商业保险和政府委托业务的结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为人保健康的创办进行批示，“高起点、高标准，务必办好”。 　　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人保健康公司，并没得到政策上的优惠。“除了赋予我们这样的经营职责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关照，而且这一块也没有形成我们的专属，靠我们自己在市场上打拼。但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经营业务的需要，一个出于政治责任。毕竟我们是央企，政治责任也是国家作为出资人关注的方面，他们也关注我们为国家、社会做出怎样的服务。还有，这也是扩大品牌影响、集聚客户资源的重要渠道。我们也很希望通过努力也为北京医改做一些事情。” 　　当时国家也提倡医疗保险的管办分开、社会管理，通过第三方购买管理服务等理论和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感谢北京市的领导，真不是套话。”讲起与北京医改办方面合作的过程，黄立兵颇多感慨，“最初是我们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的意识也很强，他们正在做调研期间，我们恰好主动去沟通”。双方的不谋而合，让黄立兵感受到北京医改的迫切需要。在他眼里，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很有创新意识、魄力和前瞻性，经过反复沟通，商业保险进入医保这一新生事物逐步为北京医改办所了解。“在韩主任的推动下，北京市在2010年组织相关人员先后三次赴广东湛江实地考察学习，从北京市医疗系统领导、各区县负责医改的分管领导，到下面主要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处长等等。” 　　商业保险入局基本医保，是医改引入市场机制的关键落点。尽管中央态度已经明朗，但商业医保如何冲破重重阻碍，依然道阻且长。黄立兵继续讲述，语气虽缓，却仍旧让人感受到平静下的涌动思绪。“通过这样的实地考察、学习交流，双方观点在沟通中逐步达成共识，但仍然进行过激烈的争执和撞击。当时的点主要围绕着几个：首先，需不需要外来力量经办;第二，商保是不是能够胜任;第三，跟现有政策的矛盾或违规，行不行。这三点对撞每一个都很难解决。针对第一点，大家认为北京医保办得不错，在全国有很多亮点，是否还有必要拿出来让社会组织或第三方参与。当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我觉得更多是机制设计的问题，一个项目的机制设计决定了它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未来。有时一个项目深层次矛盾可能暴露得晚一些，但终究会出来。就像对于北京医保体系而言，管办不分造成的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 　　还有很多交流碰撞、艰难阻碍，黄立兵忍忍不说。所幸在北京市医改办、保监局、金融局等相关委办局的共同努力下，大家逐渐达成共识，“在北京做出创新时，对风险的评估会特别谨慎，尤其涉及到民生事务，会更加小心。所以最后能有这样的突破，也是得益于市领导和医改办相关部门的支持。这里面的过程，也是比较艰辛的，也确实是激烈的碰撞。” 　　从2009年下半年启动沟通到2010年下半年基本达成共识，再到2010年底最终确定平谷区为试点，黄立兵那一年半过得波澜起伏。“因为我们决定‘共保联办’，实现了几个突破：第一个是北京医保第一次引入商业保险经办;第二个是中国基本医保体系首次以商保风险保障的形式经办;第三是政企合作方式首次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