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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层外交活动中译员角色动态性
论高层外交活动中译员角色的动态性-汉语言文学
论高层外交活动中译员角色的动态性
郭怡军
摘 要:高层外交活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以及外交语言政策性、敏感性和文化性的特点共同决定了外交口译员角色的特殊性。外交口译员在高层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动态性,他们不仅担任源语信息的忠实传递者,还可能根据现场口译的内容、具体场景的需要和外事活动参与者各方的期待,积极参与外交活动,不断变换自身的角色。这些角色包括:外交活动顺利进行的协调者、国家领导人形象的维护者、领导人话语内容的“把关者”、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及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关键词 :外交口译员 政治意识 外交口译
一、引言
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作用的日益突出,使得各种外交活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口译员如何在外交活动中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在外交事务中关系重大。由于角色失误,轻则让外交活动双方产生误解,重则会损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研究口译员在高层外交活动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同蓬勃发展的外交活动相比,外交口译的研究则相对滞后。作为知名外交译员,任小平(2000)认为外交主题的严肃性、内容的政策性、语言的敏感性、主题的互通性、受众的知识水平这五方面决定了外交口译员在口译过程中的灵活度很低。人们往往认为外交译员的角色总是处于单一被动的状态,没有任何发挥其主体创造性的余地。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许多资深外交译员(施燕华,2007;徐亚男,2000)都基于自身的口译实践对外交口译这种特殊的口译类别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在谈到高层外交活动中译员角色定位问题时却往往语焉不详。其他口译研究者(王斌华,2013)虽然也对外交译员的角色定位进行过一些有益探索,但遗憾的是他们只从孤立、静态的角度探讨译员的角色问题,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不符合外交活动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第二,容易使研究过于简单化,从而缺乏深度和说服力。在我们开始探讨外交译员的角色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译员角色进行简单的回顾与评述。
二、口译员角色的回顾与评述
口译员角色的概念同其在社会和口译实践中的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译员对其角色的认识和定位,一直受到口译研究者的关注,至今已经成为口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历史上,作为中间人、向导和谈判者的口译员,他们担任的是中介角色。直到20世纪,随着口译职业化的发展,译员的角色才成为其职业规范和口译实践规范的重要组成部份。职业规范要求译员在口译实践中准确、完整和忠实地传译原文的信息内容,这就剥夺了译员的话语权,使得译员的角色定义为在语言不通交际者之间采取中立立场的“非人”。这种译员的角色常被比喻为隐身的“语言转换机”“忠实的回声”“渠道”“管道”“传送带”或“输入和输出的机器人”。然而随着口译实证研究的深入,上述传统口译员“非人”被动的角色已被下述的研究发现所颠覆。
在法庭口译中,Roy(1993,2002)认为译员担任的是现身、赋权的交际促成人的角色;Laster and Taylor (1994)和Mikkelson(1998)都强调译员需要为在陌生法律制度背景下的代理人争取更多的利益;Kadric(转引自P?chhacker,2004:149)对维也纳当地200名法官的调查研究表明被调查者可以接受译员“简化法官的话语”,为客户“解释法律语言”,以及为法庭提供文化背景的解释等诸如此类的行为;赵军峰(2011)等认为法庭口译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具有充分能动性的庭审活动的参与者和“协调者”。
在医疗口译中,通过对医疗口译个案的研究,苏伟(2010)发现译员在口译过程中主要担任患者的“代言人”“共同医生”和“医患关系的协调者”这三重角色。Leanza(2005)收集和分析了现场医疗口译语料,发现译员担任了“中立的翻译机器”“患者家庭的支持者”“文化融合的中介”等角色。Hsieh(2007)研究了医生和患者对话的口译语料,结果发现口译员常常对翻译的内容进行编辑并主动发起话轮,她把译员的这种角色称之为“共同医生”。
在媒体口译中,Straniero Sergio(1999)对一场脱口秀口译的个案进行了研究,发现对话口译员不仅参与话轮的发起与转换,同时也积极参与意义的协商和话题的管理。这表明译员中立和隐身的角色只是一个“神话”。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至今对译员角色的探讨大多局限在社区对话口译领域,对高层外交活动中交传译员的角色定位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
三、外交译员角色的动态性——总理记者招待会口译分析
每年两会结束后所举行的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规模和档次都胜过其他任何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为总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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