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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办抑或官办试谈近代广州粪秽处理变迁 　　〔摘要〕广州粪秽原分别由主理水粪、干粪的承商穗义公所和保安堂雇夫处理，并由该两堂分别提抽粪溺埠租五成、干粪厕租三成办理洁净事业。1924－1927年粪商与粪工因加薪问题引发数次粪潮，政府调解无果，决定在1930年将粪秽处理收归市办，并制定清除粪溺、改良厕所详细办法。因财政支绌难以筹款，政府不得不招商承办，并订立粪溺价格。虽然此后广州粪秽处理的状况改善有限，但政府以现代卫生观念，从商人手中取得了粪秽管理权，并将包括粪秽处理在内的诸多卫生行为纳入政府公共卫生的管理范畴。 　　〔关键词〕 广州；粪秽处理；商办；官办；公共卫生 　　〔中图分类号〕K258；K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3－0168－09 　　①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23页。有关政府粪秽处理的论著还有：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59期，67-91页。周瑞坤《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台湾政治大学未刊硕士论文，2003年，102-110页。杜丽红《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90-113页。辛圭焕《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163-182页。苏智良、彭善民《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史林》2006年第3期，12-19页。彭善民《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64-68页。Yamin Xu, “Policing Civility on the Streets: Encounters with Litterbugs, ‘Night Soil Lords’,and Street Corner Urinators in Republican Beijing,”Twentieth-Century China 30, no. 2 (2005) : pp.24－72. Xinzhong Yu, “Treatment of Night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s”,in Angela Ki-Che Leung ed.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pp.51－72. 　　〔作者简介〕唐何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清末至民国时期，粤省城厢内外及河南粪厕林立，各个公所街坊招商承租粪溺，获得粪租和按柜银，作为消防、办学、清洁、修渠、慈善等各种公益事业的经费。此后，广州粪便招商经营，穗义公所和保安堂分别作为水粪和干粪承商提抽广州街坊粪溺埠租五成、干粪厕租三成，作为洁净经费的补充，并由其雇用粪夫处理粪溺问题。1924－1927年粪工数次罢工，省城大有“屎广州”之虞，政府调解无果，遂在1930年将粪秽处理收归市办，严定价格招商承销，并制定了清除粪溺、改良厕所详细办法。广州市的粪业改良是很有限的，厕所还是一样污秽肮脏，清粪还是一样逾时，粪妇还是一样勒索住户，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但政府在把过去属于社会事务的人们日常生活排泄物的处理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过程中，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并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并使这种转变更具有确定性和合法性。① 　　本文将对近代广州粪溺处理变革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以探究当时广州市民的生活卫生问题如何解决，以及粪业管理状况及其弊端，进而一窥广州卫生行政的一些特点，以呈现民国时期广州社会的某些面相。政府试图对粪业进行改革，不仅涉及到生活习俗、经济利益、政府职能等问题，还涉及到对传统行业的改造问题。政府拟将商办、甚至自理的粪溺处理收归市办时，遭到了粪业人员尤其是粪商的抵制，加上政府财政支绌，遂采取官督商销的方式。 　　 　　①“城东荣华坊等约粪尿开投以充庙尝，成为团练壮丁之用，引起两商争承。番禺县批令东关局绅查复核夺。”见《华字日报》1897年12月31日。“黎颂唐拟将粤垣城内外各街粪埠银两酌提三成，以充蒙学经费。”见《华字日报》1902年7月7日， 7月17日。 　　②笔者所找到的最早出现穗义公所一词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