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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撤治浅述 　　[摘 要]近代中国政局混乱，外蒙古上层势力在沙俄和日本的唆使下，几番策动独立，但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内部出现撤治呼声，中央政府便利用这一特殊的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外蒙古在1919年撤治归附中央。 　　[关键词]外蒙古；撤治；外部势力干涉；陈毅；徐树铮 　　一、外蒙独立的历史背景 　　自蒙元以降，蒙古族分为多个部落散布在塞北高原，到了清代康熙时期，蒙古已分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外蒙古即汉南蒙古，共有四部，“一曰土谢图汗，一曰车臣汗，一曰札萨克图汗。又善巴自为一部，曰赛音诺颜。”（《清史稿》卷七十八，志五十三），清政府通过满蒙通婚、会盟、设立定边左副将军、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等方式，使得外蒙古完全归顺于清朝中央政府，消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威胁。 　　1.帝俄的乘虚而入 　　沙皇俄国对外蒙古的野心并非一朝一夕，早在1727年，清政府就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俄国人在外蒙古的贸易据点。1756年，中俄还就边界划分问题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因当时清朝国力仍盛，沙俄在外蒙古地区并未占到太多便宜。到了19世纪，随着清政府的衰落，沙皇俄国的不断向东蚕食以及日本的崛起，外蒙古便处于一个列强环伺的处境。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外蒙古的管理，废止了蒙汉不得通婚的禁令，并采取了鼓励移民实边，开垦田地等措施，但所派遣官吏，多“以搜刮聚敛为务，正供之外，又有各种杂项差役”，使得蒙人对清朝派来的官吏“道路以目”。（《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一），民国元年―五年；第52页；陈志奇辑编，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随着汉族官员在外蒙的腐败，外蒙古上层王公、活佛的利益收到了侵犯，外蒙地区的民族矛盾激化，造成外蒙古的离心倾向日益强烈。而沙俄则乘机收买民心，外蒙古人“一入俄籍，则悉免一切负担”（同上），并且开始频繁地与蒙古上层接触，培植亲俄势力，支持并怂恿外蒙古独立。 　　1911年，沙俄借口“中国近来在蒙古所行之政策，如移民、练兵等”导致“两国邦交颇示危险现象，致使俄国于疆界之上不能不筹必要之保护”（《外交部交涉节要》，民国元年七月，第25页；《北洋政府时期蒙古地区历史史料》第1-3页；吕一燃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要求清政府此后处理外蒙事务时需“先与俄国商酌”，接着便策动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为首的亲俄势力宣布“独立”，在1911年12月1日哲布尊丹巴宣布成立“大蒙古帝国”时，俄国军队便立刻出动控制了库伦，并将清朝驻库伦三万多军队缴械（《沙俄侵华史》第四卷（下）第73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此时清政府虽濒于倒台，但仍未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这也就将外蒙古问题带到了民国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和后任的袁世凯皆采取了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政策，坚持外蒙之事是中国内政，反对俄国干涉。袁世凯曾召见各国公使对中俄交涉外蒙问题发表谈话，“我国政府主张甚力，无论如何必以武力为后盾”，且有可能会“请求开临时海牙和平会议仲裁裁判”，（《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一），民国元年―五年；第81页；陈志奇辑编，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但俄国却私自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约》，规定俄罗斯保护外蒙古的现有秩序，以及一系列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虽然事后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法、美三国共识邀集俄公使克金斯基举行了《俄蒙协约》问题谈判，要求以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治权的八条主张为核心，修改《俄蒙协约》，而俄国则以“实系库伦活佛再四请求”为借口搪塞了过去，使谈判无果而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元年--十二月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四月版，第623―624页）。不久袁世凯在俄国的压力下，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此后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外蒙的宗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具有自治权，中国无权干涉蒙古内部事务等。这样，外蒙名义上属于中国，俄国即避免了因蒙古独立而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使中国对外蒙无治权，外蒙实际成了俄国的殖民地。 　　2.日本的觊觎 　　蒙古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887年，时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草拟了一份《清国征讨策案》，共三篇，在其中一篇《善后处置》中提出要将清国分割十八省，满洲另立一国，又划出西藏、蒙古，均分其力的构想，对“内外蒙古……则以酋长或另选人才为各部之长，仍由我国监视之”（《小川又次稿，1887年》，《日本史研究》第75号。转引《日本大陆政策史》沈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50页），日本企图将外蒙变成一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国家，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国，并在战略上制衡俄国。 　　1904年，日俄战争后划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