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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昱带着好奇心剖析城市发展 张昱认为好奇心和学习训练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素质。 　　之前曾在电话里打过招呼，也看到过这位只有40多岁的年轻学者相当密集的研究成果和项目研究经历，但在踏进休息室的一刻，还是禁不住小小吃了一惊。眼前的张昱身材高挑，穿着红色连衣裙、黑色高跟鞋，发髻挽起来，形象优雅，和刻板印象中的尤其是女学者形象颇有出入，不过未几讲座开始，她戴上黑框眼镜，严肃的神色、对问题的敏锐思考又提醒了“女学者”这一身份的存在。 以地方智库助力城市研究 　　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展开，首先谈到了广外的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 　　这个基地开始运作于2010年，集结了当时广外作城市研究的一批学术力量。它是第一个提出广州应以国际商贸中心为目标和城市愿景来进行城市发展建设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 　　“把广州建设成商贸中心写入到规划当中，是2011年。我们在把它写入规划前更早，就是在提这个事情，给当时的市领导也提出了一些报告，后来可能进入了一些决策者的视野。” 　　广州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作为重心发展地区，而在内地经济急遽发展的新态势下，不断有人提出，广州是否面临一个发展瓶颈，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通市民都感觉息息相关的课题。 　　张昱认为，广州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在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中国的商贸中心，它的城市兴衰与其开放性商贸活动密不可分。而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广州应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以及国际商贸中心城市。 　　研究基地成立5年来，张昱认为它的定位是地方智库：“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往应用性研究的方向去做，而不是集中在纯学术研究，而且我们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政府，做政府的一些应用性、政策性研究的命题。” 　　比如去年，萝岗和黄埔两区合并，成立新的黄埔区，当时新的黄埔区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来统筹合并的工作，期间研究基地跟地方政府讨论了很多次，后来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就是从城市更新的角度切入。 　　“我们觉得在新的黄埔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它也呈现出两极发展的趋势，那么，从这样一个切入点，切入到整个两区合并，中间就是它的产业怎么样融合，它的城市怎么样融合，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原来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问题，或是积累的一些问题，怎样通过这个两区合并、城市更新去解决。” 城市研究如何影响生活 　　城市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它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张昱以新黄浦区的城市更新项目为例，谈了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成果。 　　在向政府部门提供规划参考的《两区组合背景下（新）黄埔区城市更新问题研究报告》中，她提出：城市规划方案的落实以及城市更新改造方案实施，涉及诸多城市部门管理问题，不仅受部门利益制约，且因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如果项目实施时间较长，新旧政府换届又会进一步增加项目的推进难度。她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国外城市更新案例中都有关于“设立专门机构”促进城市更新的经验。 　　例如，伦敦金丝雀码头改造，在项目初期就组建了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伦敦码头区开发公司（LDDC）”，凭借中央政府赋予的特权收购区内多种所有权的土地、水域、改善基础设施，为私人投资提供良好的条件，同时加强住房、教育、公共设施的改造。又如巴塞罗那是通过成立“共识委员会”，在社区团体和各级政府之间找寻沟通桥梁，并确立城市改造利益相关者，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和商业流程，如为租赁房屋制定了保养政策，对改造过程中的居民安置和新房分配出台规定等。再如库里蒂巴则提供了一个不受政府换届影响，可以长期一贯地推进城市化方案的制度设计。 　　张昱认为，在中国，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政府不论采取行政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最终都会产生治理上的困境，这是因为政府、企业、居民作为旧城改造的主要行动者，他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重复博弈中产生的负外部性所致。综合分析不同更新改造模式的优缺点，并充分研究（新）黄埔区城市更新改造中的矛盾焦点与现实条件，她提出，（新）黄埔区应采取“多主体共同参与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在既定的旧城改造范围内，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由政府投入，不计入改造成本，旧房屋的拆除、重建及所增加的商业面积由开发商和原产权人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而扣除对原产权人弃产的补偿和回购房的成本之外，所产生的商业面积通过出租出售带来的利润，原产权人与开发商可按股分红。 　　在这样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模式运作下，（新）黄埔区改造不再是单一的政府或市场行为，而是一个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社区集体行为。张昱认为，这一改造模式将有助于实现将旧城改造的成本和收益在政府、投资者和原住地产权人之间内部化，并使产权人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权，亦有利于社区可持续发展。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张昱祖籍南京，在湖南长大，有着湘妹子的干练与温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