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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剖析 　　[摘 要]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德国公民民主政治思想的教育。本文以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流变为视角，探究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逐步确立、德国公民民主政治素质的养成以及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G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119 ― 02 　　德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其公民的政治教育，德国政治教育经历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教化”以及当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教育，逐步建立起民主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尤其在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为肃清纳粹思想的遗毒，防止极端民主主义、军国主义等沉渣泛起，培育国内的民主政治文化，加速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以使德国尽快融入西方民主社会。本文以当代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流变为视角对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进行研究和阐释，呈现了二战后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合作理论”与“冲突理论”之争 　　20世纪50年代，德国民众不仅遭受国家破败、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短缺这些物质上的苦难，他们更难以承受的是，纳粹时期纳粹政党宣扬的所谓“民族共同体”、“德意志理想”等看似崇高的国家理想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罪恶的神话”这种精神上的伤痛，致使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人们对国家政治生活冷漠疏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当时，德国政治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平复纳粹政权和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的心理阴影，解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和“不合作”问题，为德国的振兴和崛起培养优秀的德国公民，以期德国人民能够尽快形成国家重建与复兴所需要的凝聚力。 　　针对民众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和对新国家认同度不高等现象，德国学者欧廷格认为，应当从传统政治文化层面寻找原因。一定程度上，“传统的政治教育是建立在国家至上的观念之上，国家被视为一个和公民相对、在个人之上的主体，也就是个体应该居于国家之下、服从国家”〔1〕，传统政治教化过度强调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臣服，忽视公民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因此，欧廷格提出了“合作理论”，认为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权威型政治形态，强调“从政治概念上看，人类合作处于中心地位，而不是国家政权，……友好合作应取代奉承关系所主导的工作观念”〔2〕。政治教育应当鼓励公民树立公民意识，主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而不是臣服于国家，服从国家的绝对权力，应当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社群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努力构建和营造“合作”、“和谐”的社会局面〔3〕。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合作理论指导下的德国政治教育对于帮助德国公民走出战争阴影，恢复对国家重建和振兴的信心，增强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确实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合作理论在政治生活中过于强调合作的和谐模式，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各群体、阶层、阶级之间存在的价值差异，不利于德国公民本就缺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正如当时有批评者指出：“在国家秩序缺失和受损之处，合作无从谈起，政治教育将被卷入无序的漩涡。”〔4〕 　　在现实中，政治权力的冲突状态以及国家的统治形式是在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斗争的现实不会因“合作”而结束，因此决不能对激烈的政治冲突视若不见，若单单强调合作的和谐模式以企图在政治中躲避冲突，只会导致公民更加难以看清政治现实。考虑到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治教育领域开始构建以“政治冲突”为基点的“冲突理论”来提升德国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政治素养。德国政治教育领域通过与公众对政治冲突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的方式，使公众接受政治冲突的现实并运用政治知识分析政治冲突，逐步唤起德国公民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再对政治持冷漠疏离的态度，激起德国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使德国公民在讨论政治冲突问题时逐渐形成符合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认知，正确认识政治冲突，促进他们政治判断能力的提升，在面对政治冲突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评价，参与政治时表现得更理智、更积极、更负责。 　　二、20世纪70年代：“解放教育”与“理性教育”之争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反越战为主的大学生运动事件的发生，使学生思想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范围内，这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社会政治团体、工会团体等广泛关注，民主、冲突、个体的政治参与、弱势群体的利益等议题被提上整个社会层面。同时，受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批判的影响，社会上随之掀起了批判浪潮，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界也展开了对政治教育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引发了政治教育理论领域对“解放教育”与“理性教育”的激烈争论。 　　德国激进派代表施密德尔深受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