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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务员晋升制度弊端剖析 　　[摘要] 制度安排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必要手段,西方有句名言:“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也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正如一个简单的规定:会计和出纳必须由两人担任,如果合二为一,便会因为制度安排的缺陷而出问题。今天,公务员晋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良及不法现象,既有其自身原因,但也与现有制度安排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从权力运行机制到干部选拔任用的具体环节均存在一些弊端,文章便主要从这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 权力集中 考核 监督 　　 　　一、权力运行机制方面的弊端 　　1、权力结构存在缺陷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现存权力结构的重要缺陷。权力高度集中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发挥过它独特的优势。建国后,它仍然普遍存在,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仍未完全改变。在上下层级之间,权力相对集中在上一层级;同级之间,权力则过分集中在主要领导者手中,主要领导者掌握诸多事情的决定权,集人权、事权、财权集于一身。这由在干部晋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一言堂”可以看出。国内罕见的江西郑元盛卖官案中,郑元盛何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数次卖官成功,如果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难以做到。众多买官卖官案揭示出:正是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晋升中民主原则的贯彻不力,有些领导甚至违反干部任免程序,独断专行,完全是个人说了算。 　　2、权力运行明显失衡 　　权力结构缺陷必然影响权力正常运行。权力的正常运行要求责任、权力和收益三者保持平衡。一定职位拥有一定的权力并获得一定的收益,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权力运行过程中,三者明显失衡,权力和收益巨大而责任较小,这和我们的责任追究机制中的责任内容、主体不清晰密切相关。 　　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有六大必经程序的明确规定,但对运作这些程序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责任内容,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便使这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际上只具有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而没有相应的责任。同时,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者和班子成员的责任、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以及经办人员之间的责任界定模糊。层层负责,结果都不负责;集体研究决定,大家都有责任,结果人人都不负具体责任,最终导致责任难以追究。 　　3、权力制约出现缺位 　　权力过分集中还导致对权力监督困难。过分集中易产生权力依附现象,其他成员依附权力掌握者,对其行为不予监督。目前,我国公务员的晋升主要实行委任制和选任制。委任制虽有简便、快捷的优点,但在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下,主要领导者在人员晋升过程中便拥有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使晋升失去应有的原则和标准。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一旦不受制约,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卢梭正是基于此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当然,我国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不适宜照搬他们的制度,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这一“真理”性原则,是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只有受到适度的制约,权力才能健康地运行。目前,我国虽有形式上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对权力运行的实际制约相当微弱,甚至出现权力制约缺位。 　　二、干部选拔任用具体环节规定上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健全干部职务晋升制度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这些措施在衔接和配套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从而造成实际操作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荐环节 　　我国《干部任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规定的民主范围较小,对民主推荐结果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从而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公开透明度不够,民意失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民主范围较小。即使在换届时,其推荐者也只是党委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等领导成员。虽然经历了民主推荐这一过程,但民主范围较窄。几十、几百人观察的准确度总要高于一定范围内的几个人。民主推荐一旦被局限在较小范围内,并缺乏一定的透明性,便给晋升中的不法性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使群众有意见,他们也可以用“集体研究”、“程序合法”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过去。 　　其次,民主推荐结果的人为性。即使民主范围扩大,推荐结果也符合民意,但由于《条例》中有既要看选票又不能唯票的规定,如果推选之人不符合领导意图,也可以以“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为借口而置之不理。这样,民主推荐事实上成为摆设,流于形式,干部的升降进退实际上还是取决于领导者个人或极少数人,仍是“少数人选人”。 　　2、考核环节 　　考核环节是干部晋升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严肃、认真、细致的考核可以弥补民主推荐环节的不足。但目前我国的考核方式和时间均存在缺陷。 　　第一,考察手段落后,考察内容泛化。目前对干部考察仍主要采取谈话方式。在民主投票推荐后,请人谈谈被推荐者的情况,这就是在换届或补充人员时的任前考察。这种考察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