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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总结 　　摘 要：“文化诗学”作为80年代“文化热”之后的一个新生代术语，笔者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从概念、中西方“文化诗学”研究、童庆炳“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的发展和困境等角度，读者便形成对中国“文化诗学”的准确定位。 　　关键词：文化诗学 流变 发展与困境 文化文学 内外部 　　80年代起，中国文学、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即“文化热”。中国经过了文革的洗礼以后，文学界也趋向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不同的话语和语境情况下，“文化诗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彰显了中国文化多元、海纳百川，博大包容的品质。在“文化诗学”的热潮中，不少学术界同仁进行了大讨论、大研究。这些褒贬不一的争论和探讨，形成了对“文化诗学”这一概念的恰当的定位。下面我们就“文化诗学”的讨论进行一个小的综述。 　　1、概念： 　　探讨“文化诗学”这个话题，必须从基石出发。而“文化诗学”这个概念的构建，确实需要参透其中的各个构件。 　　李圣传先生认为，所谓“文化诗学”，就是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在宏观与微观的双向维度拓展中对文学进行批评，它既立足于当代本土现实，又积极从传统诗学和西方话语中汲取营养，在化合中西后形成新的体系。是一种沟通古今、连接中西又适应当下的批评方法。它强调不同学科话语间互涵互构的关系，主张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在互文性的视野中打开历史文本的重重枷锁，揭示其中的多层涵义。文化诗学正是打通了文本的内外关联，衔接起了过去很长时间分裂的“内部”与“外部”的双重视角，才获得了巨大的阐释力量。[1] 　　我们认为“文化诗学”应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从文化的视角来说，应该达到中西文化与古今文化的水乳交融。第二，形成不同学科间的互构关系、互文性关系。即不同学科的对话交叉，而且重视历史文化的语境。第三，超越常见的对文学“内部”与“外部”分裂的认识，真正达到的“文化诗学”对“内外部”整合、超越的内涵。这种观点正是与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化诗学”的观念不谋而合，具体我们在后面相关内容进行解释。 　　2、我们来研究下中西方的“文化诗学”的流变： 　　（1）西方的“文化诗学”的流变： 　　A、美国的“文化诗学”： 　　西方理论界首次提出“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的是美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1980年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导论》一书中，他提及了“新历史主义”： “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有多么难于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理论界普遍接受。这仅仅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一概念而已。 　　1982年，格林布拉特教授才应《文类》杂志的邀请，精选一部论文集，这里面详细研究了文艺复兴期间的文学和文艺理论，并命名为“新历史主义”。这里又再一次重申了“文化诗学”，并细数了概念和内涵所在。由此，“新历史主义”真正地广泛地被接受了。但由于“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缺乏具体的定位，界限模糊，概念含混，缺乏准确的定位，所以还是自身矛盾重重，无法实现自身的真正突破。 　　对于“文化诗学”的自身矛盾重重的境地，我们不得不思考其理论界限和理论范畴问题。于是，在1986年9月，格林布拉特在西澳大利亚大学进行了一次以“走向文化诗学”为主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格林布拉特对他长期研究的“新历史主义”作了总结并进行了重要声明： 首先，正式将“新历史主义”更名为“文化诗学”。这间接阐明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渊源关系； 第二，将“文化诗学”“界定为一种实践。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他还特别强调，“就我而言 ，它根本不是教义”，而应该应用于生活实践之中； 第三，集中讨论了自己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实践问题。这个主题演讲表明了“文化诗学”正式提出与确立。具体的流变过程，我们在李圣传《文化诗学的研究现状及其走向》和他的《“文化诗学”流变考论》都有详细记载。 　　B、俄国“文化诗学”研究： 　　苏俄语境下的“文化诗学”，尤其是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新历史主义学派，被新历史主义学派借鉴和吸收，而且还对中国的“文化诗学”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重大影响。故而，我们应该严谨地严谨“文化诗学”问题。巴赫金在俄国和世界“文化诗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除了巴赫金关于“复调”、“狂欢化”、“独白对话”、“对话语言学”等理论的影响外，他所倡导的那种多元、对话、互动、整体的文化诗学观，对“文化诗学”话语的建构同样形成了直接的影响。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吸收了俄国比较文艺学之父的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思想，采取了一种“对话”形式来面对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两股批评。他的“文化诗学”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巴赫金提倡多元互动、交流互通的整体性研究；其次，在研究立场上，巴赫金主张“对话”的方式，通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