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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词学观剖析 　　摘要：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明代前期；词学观；词体起源；教化寄托 　　 　　当今学术界在论及明人词学观念的时候，往往把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明代学人的词学观念归纳在几个理论框架之下，进而加以论述，比如方智范等在《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中把明代的词论分为四个部分：词的起源；词的体性；词的正变；词的创作。张仲谋在《明词史》中则把明代词论分为三个部分：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这样的论述有其好处，即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状况。但最近笔者在翻检明代词学文献时发现，这样的归纳论述似乎过于简单化，同时也不符合明代词学思想的变迁。有的学者或把明代词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比如李康化在《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以嘉靖三年(1524)杨慎被贬云南为界，将明代词学思想发展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原因是嘉靖三年(1524)以后的词人、词选、词评三个方面均超越前期。陈水云在《明词的“当代”批评》一文中亦把明代的词学批评分为两个时期，他把洪武至弘治的156年划分为前期，认为这个时期词体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元末明初的繁荣到明初后期的衰落过程，词学批评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领域。后期指1524年到1644年的120年的时间，认为这个时期有价值的词学理论作品多，词学理论批评自觉。李、陈二人的划分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似乎也不能清晰地勾勒明代词学思想的变化历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前期理学的禁锢，中期心学的兴起，后期异端思想的泛滥，都在明人的词学观念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使明代学人的词学观不断发生着变化。就明代词学文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明代词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明代前期、中期和后期。本文拟论述明代前期的词学思想及其成因。 　　 　　一、词学观念 　　 　　本文所谓的明代前期是指从明代开国到成化年间120年的历史。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与其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哲学思潮密不可分，明代词学的发展也一样。成化以前，思想领域基本上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正像正德年间黄佐在《眉轩存稿序》中所言：“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学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唯恐伤之。”就现存的词学文献来看，此期的词学观念明显受儒家诗教的影响，与中后期不同。但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 　　其一，对词体起源的探讨。关于词体起源的问题，词学史上第一篇论词专文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已经提出并影响深远：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竟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在此，欧阳炯使用了与词体相一致的华美骈语，表达了自己对唐代新兴曲子词源流的看法：它远源于上古酒筵歌席即席演唱的歌谣，近来自和乐而歌的汉魏六朝乐府。此后宋人发挥其观点，北宋潘阆在《逍遥词附记》里隐然提出了词为“诗家之流”的观点，胡寅的《题酒边词》中就明确指出：“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而到了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就把《花间集序》中的观点用理性的语言明朗地表达出来：“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以后，此观点成为词体起源论之一家之言。明代前期的词论中对词之起源的论述不多，但还是有的。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最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是吴讷，他在《文章辨体?凡例》中指出：“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但他没有进一步作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词是可以歌唱的，与音乐密切相关。他在《文章辨体外集序题目录?近代词曲》中云：“凡文辞之有韵者，皆可歌也，第时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调有古今尔。”其实在这里，吴讷已经触及到了词与音乐关系的实质问题，“时有升降”，“调有古今”，可惜的是他没有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稍后的陈敏政接着吴讷的话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四库全书总目?文章辨体提要》指出：“程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