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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析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65380;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关键词]明代;救灾;用人思想;用人特点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7-0137-05 　　鞠明库(1974―),男,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灾荒史#65380;历史文献学。(河南新乡 453007) 　　 　　明代是我国灾害频仍的朝代,据邓云特研究:“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1](P30)而这一数字是非常保守的,实际则高达数千次之多。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明代高度重视救灾用人问题,并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救灾用人思想和较为鲜明的用人特点。关于明代救灾用人问题的研究,目前史学界尚缺乏专题研究,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65380;“救荒贵在得人”的普遍认识 　　 　　《礼记#8226;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2](P1629)古代的中国虽制定了很多法律制度,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政以人举#65380;亦以人亡是其基本特点。灾害救济作为社会政治#65380;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救荒贵在得人”也就成了古代官员救济灾荒时的共同认识。 　　明代人对救荒用人有着深刻认识。刘瑞疏云:“自古救荒无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则以水济水,以火济火,非徒无益,而又害之。”[3](卷40,P150)林希元也深知用人对于救荒活动的重要性,他将“得人难”摆在其《荒政丛言》二十三条之首,体现了他对荒政得人的高度重视。他分析道:“盖为政在人,况救荒无善政,使得人犹有不济,况不得人乎?”[4](P158)得其人,则荒政可以顺利实施,自然可以取得好的救济效果。非其人,纵有充裕的物资,也难以达到赈灾济人的目的。“如常平义仓之法,在耿寿昌#65380;长孙平行之则为良,后世踵之则有弊。其何故也?正以不得其人耳!”[4](P158)因此,得人之于救灾意义非凡。周孔教也指出:“荒政不在多言,顾得人何如耳。是故有治人,无治法。行之非人,即一家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犹有不公不明之处,不免向隅之泣,况于兆姓万民乎?若得其人,则八荒之远,四海之广,其痛痒疾病,若呼啼股膝之间,无不得拊摩而爬搔之者,又况流离在目前乎?故一郡得一良二千石,则一郡理矣。一邑得一良令,则一邑理矣。所谓人定胜天,饥而不害,本院因可拱手而受成也。”[5](P213)在他看来,若一郡得一好知府,一县得一好县令,则一郡一县的救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种看法有些片面,或者说有些夸大,但在人治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也应该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何淳之也谈到得人对灾荒救济的重要意义,他说:“故守令者,最为近民之职,自古称为民父母者……遇有水旱灾荒,则请蠲请赈#65380;简讼宽刑#65380;缉捕盗贼#65380;停缓征输,虽至凶侵,民可免流离也。苟非其人,以酷为风力,以刻为廉明,剥民奉上为勤慎,甚至承顺颐指,诬民重辟而不之恤,任其喜怒,杖民立毙而不之怜,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若此者,虽在乐岁,民且有亡身丧家#65380;弃妻子#65380;离坟墓而逃窜者,矧荒岁乎?慎择而纠举之,尤救荒之要也。”[6](P238)在他看来,慎重选择守令,并对其不当之处进行纠举,“尤救荒之要也”。 　　从以上主持或参与过赈灾的明代官员对于得人与救灾关系的评述可以看出,“救荒贵在得人”的思想是明代人的普遍认识。 　　 　　二#65380;廉能并重的用人标准 　　 　　明代人对于救灾官员的选用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既要具有清正廉洁的品质,又要具有实际的行政能力。 　　救灾之事涉及到巨额救灾资金和大量救灾物资的流动,关系到千万人的生存问题,责任重大,这就首先要求救灾官员必须具有清正廉洁的品质。但救灾官员仅具备清正廉洁的品质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救灾事宜头绪繁多,情况复杂,难以驾驭,这就要求救灾官员具有必备的领导#65380;组织#65380;协调能力。李乐《见闻杂记》记载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吾乡(桐乡县)万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令穷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群,几致大乱。又下令顿米之家,止许卖一两一石,米愈不出,价日益高,毕竟到一两六钱一石才住。此郡伯甚是清介,然何补于荒政也!”[7](卷2,P213-2